037 第六部分　政治體制改革 (二) (jillsandy 生活暨靈修本子)

jillsandy | 6th Jun 2009 | 趙紫陽《改革歷程》 | (15 Reads)

二、政治體制改革阻力重重

政治形勢另外一方面的問題。十三大基調是反左。除了講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外，還特別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如何在社會主義民主方面前進一步。那一段政治環境進一步寬鬆，思想、理論、文化、藝術方面也比較活躍。同時由於改革開放十年來國外的一些影響，包括西方價值觀念和政治制度的影響；蘇聯的政治改革，公開化；改變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政策，所有這些都鼓勵了中國的知識界、青年學生和青年工人，要求進一步推進民主建設。

本來我們應該因勢利導，很好貫徹十三大已經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措施，如黨政分開，公務員制度，重要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同人民協商，對知識份子較多的單位在民主建設方面也先行一步，滿足知識份子政治參與的要求等等。如果我們能夠切實貫徹已提出的、已作了部署的政治體制改革，就可以把大多數要求推進民主的人，引導到這個軌道上來，按十三大設計的逐步的循序漸進的擴大民主，加強民主政治建設。這樣大多數人的要求可以滿足，剩下少數，比較偏激的也就沒什麼了。

但是實際上十三大以後，政治體制改革很難開展，很難搞下去。首先，包括鄧小平和一些老人，他們雖然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有不同意見，但在政治體制上看法卻基本一致。都不主張改動原有的政治體制。生怕政治體制上的任何真正的改革，會向共產黨的權力挑戰，會削弱共產黨的權力，動搖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本來我們認為在中國條件下馬上實行多黨制不行，輪流執政也不現實。繼續保持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這是歷史造成的。但執政方式一定要改變，不能像過去那樣共產黨把一切權力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實行高度集權，全面專政，這種東西不適合時代要求，群眾也不能接受這種統治方式。所以，改變共產黨的執政方式，不改變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十三大設計的這一思路是可行的。

但老人們因為要保持共產黨的領導權，不敢改變執政方式，擔心改變執政方式就會削弱黨對權力的壟斷，這是他們真正的顧慮，思想深處的問題。在起草十三大報告時，小平一再提醒我不要受西方三權分立的影響，甚至說連三權分立的任何一點痕述報告上也不能有。他所說的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是行政改革，如精簡機構、精簡人員、克服官僚主義、提高效率等，沒有涉及政治制度本質的問題。

我曾設想過，把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真正豐富它，完善它，使之真正發揮參政作用，使這個制度是真的，而不只是形式。這樣才能使各民主黨派活躍起來，真正發揮參政的作用，監督的作用，使社會上那些政治參與感強的人，通過民主黨派這種形式實現自己的政治參與願望，不致在體制外再形成一種與黨對立的組織。這樣做實際上也算分一點權吧，使共產黨不致全面壟斷權力，但絕對不會對共產黨執政地位挑戰。為此我曾提出把"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改為"共產党領導的多党合作制"。雖然差別不太大，但領導是個政治問題，領導下就是一個組織問題了。

我還建議把民主黨派中有能力的人提拔到國務院各部門當副部長或部長，解放初期我們就是這樣做的。另外，有些事不要等共產黨有了決定再告訴民主黨派，沒有定下來就可以聽取民主黨派的意見，使協商成為真正的，而不僅是形式。吸收民主黨派成員參加國務院各部的領導工作，得到了鄧的同意，而且說要抓緊辦。還有，在人代會期間如何發揮民主黨派的作用問題。既然是民主黨派，是參政黨，就要讓它發揮黨派的作用，不是只起一個人大代表的作用。

我有這種想法，當然也沒有最後定。也有人說，人代會期間共產黨建立黨團組織，為什麼民主黨派不可以建立黨團組織。這件事不知怎麼傳到鄧那裏，他那裏傳話給我的秘書李勇說，鄧講發揮民主黨派的參政作用，只是講講而已，怎麼能當真？絕不能在人大中間搞黨派政治，鄧是反對的。我們原有的，大家已經認可的制度，都不能有真正充分的實際內容，你再談其他的改革，談何容易啊。

關於黨政分開問題，工廠實行廠長負責制問題，黨內顧慮阻力很大。相當多的地方黨委是反對的，他們習慣於黨委總攬一切，壟斷權力，黨政一把抓，書記說了算。實行黨政分開，書記似乎就變成虛的了。所以當時對確定廠長是中心人物，是法人代表。書記不對工廠實行全面領導，而主要負責黨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各地實際上頂著不執行。黨政分開，廠長負責制實際上涉及權力分配問題，既得權力的一部分人不願放棄權力，改革相當困難。

我曾說過，要加強和改造政治思想工作，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實行改革開放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這當然是對的。問題是怎麼加強？按照過去的路子會適得其反。雖然我們原來政治思想工作有許多好東西，但1957年以後，差不多20年的時間，思想政治工作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政治工作，實際上是把群眾看成改造的物件，控制的物件。所以思想政治工作不講什麼道理，不做什麼說服工作，基本上靠帽子壓人。"階級鬥爭為綱"對思想政治工作造成非常壞的影響和習慣。同時政治工作官僚化、行政化非常嚴重，機構非常龐大，大量的脫產人員。

我提出改造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要從根本上改掉這些年的做法，繼承和發揚戰爭年代的傳統，重新探索，重新塑造一種新型的思想政治工作，很大程度上是要重新探索重造。我說出這個口號後，引起軒然大波，許多老同志反對，各地黨委的同志也反對，特別是工廠裏搞思想政治工作的更反對，全國一大批靠政治思想工作吃飯的人認為是要革他們的命。

那時我就感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步履維艱，經受困難，經受風險的承受能力很低，稍遇挫折就議論紛紛。至於政治體制改革那就更是寸步難行。因為政治體制改革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要改變過去黨的執政方式，行使權力的方式，辦事的方式。歸根到底，就是要改變黨對權力的看法和對權力的全面壟斷，所以阻力很大。

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首先來自黨內及各級領導。如果說經濟體制改革容易得到各路諸侯的擁護，而政治體制改革他們中很多人是消極的、抵制的。但當時我感到，政治體制不改革，經濟體制的改革就很難深入下去。譬如選拔幹部的標準，還是過去那一套，並不是把贊成和支持改革作為主要標準。中國的改革雖然搞了10年，但並沒有突出去解決各級領導掌握在改革派手裏的問題，所以經不起風浪。有一些地方對改革採取實用主義的辦法，對他有利的就執行，對他不利的他就阻止，有利的方面就加以擴大，不利的方面就加以縮小，加以限制。

還有腐敗問題。1988年我在廣東過春節，在接觸許多情況後，我深深感到搞市場經濟以後，經濟是活躍起來了，但腐敗問題也出現了。當時我提出"經濟要繁榮，政府要廉潔"。政府就是指幹部，指掌權的。後來我越來越感到廉潔是個大問題。在舊體制轉變為新體制的轉軌時期，如果沒有監督，腐敗就會滋長起來。權錢交易、官倒、官商、貪污受賄。解決這類腐敗問題，最根本的是解決透明度，解決民主監督問題，包括新聞監督、輿論監督和司法獨立。這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如果司法不獨立，法院不能獨立辦案，檢察院不能獨立行使職權，即使立了法也不能真正實行。這就涉及司法和黨的關係問題。

我深感政治體制必須相應地進行改革，當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而是根據中國國情，逐步地實行民主的、有監督的共產黨執政制度。權力絕對不能壟斷，權力必須有監督，人民群眾有這樣的要求，形勢有這樣的需要，十三大也原則上提出了這樣的改革。但是，要真正著手政治體制改革難度非常大，黨內那些老同志幾乎沒有人支持這種改革。所以十三大以後，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處於停滯狀態。

這就發生了一個問題，一方面人們要求民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的呼聲越來越強烈；另方面十三大以後政治改革沒有什麼行動，這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人民的要求，特別是知識界的要求同黨的想法差距很大，矛盾很大。

由於當時政治氣氛還比較寬鬆，人們還是敢於講話的，不像"六四"以後的高壓，這種反差反過來使人們更加要求民主，以至出現了過激的主張和行動，激化了矛盾。當時宣揚引進西方議會制的言論也出來了。一個叫陳軍的在美留學生，回到國內串聯知識界名人，要求釋放魏京生【234】。在美國也有人發起一個簽名活動，給鄧小平寫信要求釋放魏京生。香港也有動作。1989年人代會期間，香港有一個代表團進來，要求人權，要求釋放魏京生。國內校園也十分活躍，各種各樣的沙龍、論壇，也有過激的言論。一些思想偏激的知識份子紛紛到大專院校發表煽動性講話。方勵之在國外還直接點名對鄧小平進行人身攻擊。這些都給借反自由化來反對改革開放的人一個口實，拿這些事向老人們挑動，使鄧和老人們神經更加緊張，認為政治方面不能有絲毫鬆動。

1988 年以後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一方面在十三大以後出現政治環境比較寬鬆的情況，同時一部分知識份子和党的關係出現了緊張。1989年出現的那場政治風波不是偶然的事情。鄧小平不是說有國際和國內的大氣候和小氣候嗎？我想如果講國內小氣候，就是我上面講的這些。固然當時人民對物價是不滿的。但更加不滿的，尤其在知識界和青年中，是經濟改革停滯、全面收縮、全面復舊；他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前途發生了懷疑。而另外一方面，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動靜，不見行動。人們對腐敗不滿，也認為腐敗問題如果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共產黨的執政不受到監督，就無法解決。對這種狀況人們感到沒有希望，非常不滿。"六四"學潮中間雖然不滿情緒多種多樣，很複雜，但根本上，是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停滯，政治體制改革無望的現狀的不滿。所以學潮本質上是要求深化改革，反對保守勢力。有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當時社會議論的中心是物價問題，但學生們謹慎地避開了這一敏感點一一怕把行動引向反對改革一一而是反對不民主，反對"官倒"。

李先念在掀起倒趙風當中是非常賣力、非常積極的，扮演了一個組織者的角色。【235】他既站在前臺，又是後臺。在1988年10月份十三屆三中全會時，本來要通過一個關於治理整頓的公報。這時王震突然發難，慷慨激昂地提出《河殤》問題，要中央表態。當時我把他應付過去了。事後葉選寧告訴我，王震在他面前大罵鮑彤，說鮑彤是個壞人，《河殤》就是他支持搞起來的，並且說，這是李先念告訴他的。這完全不是事實。鮑彤根本沒有接觸過《河殤》，也從來沒有向我談起過《河殤》問題。看來王震講話可能還有保留，李先念講鮑彤問題實際上就是講我，暗指《河殤》是我支持的。也可能王震本人對《河殤》就有看法，李先念借機把《河殤》同我聯繫在一起，挑動王震對我的不滿。從王震口中知道，說鮑彤支持《河殤》，李先念為了挑撥一些老同志對我不滿，不惜造謠。"六四"以後，報紙上公開對我批判時，《河殤》成了一個大問題。很多東西完全是無稽之談。說我支持《河殤》，下令複製了多少錄相帶分發全國，還說我壓制對《河殤》的批判等等，完全不是事實，是造謠。

1988 年秋，海南有個洋浦開發問題。本來這是件很好的事情。當時有一個名叫張維【236】的，大概是清華大學一個教授吧。他對此事有看法，認為出租土地使用權給外商涉及國家主權。這當然不對。但人家提出一個看法可以討論嘛。但李先念知道這雖然是田紀雲在主持搞的，而是我支持的，就抓住這件事在一個檔上批判說，這樣做是喪權辱國，出賣主權。可見李先念不僅到處罵我，而且抓住一切機會攻擊我，煽動別人反對我。王震同志過去和我沒有什麼矛盾，有些事同他說說，可以得到支援。但1988年以後情況就變了，積極反對我。至於"六四"以後，更說我是反革命，是小艦隊【237】後臺。這恐怕同李先念的挑動與鄧力群的影響有關系。

再講一個批租土地利用外資開發的問題。房地產市場固然有炒買炒賣出現過熱的現象，把這個問題解決，開放土地市場，對我們改革開放、加快城市建設、改善投資環境，具有很大的意義。在改革開放中，把土地作為一種商品，參與市場交易，形成房地產行業。這是一個很大的、很重要的政策。多年來我們憲法上規定土地不能轉讓，不能出租，所以這個問題長時期未能得到解決。改革開放後，只是在深圳曾劃出一塊土地給胡應湘【238】進行開發，這在當時引起很大的爭論，說劃給外商的土地太多了，至於在其他地方，仍然不允許這樣做。

在改革開放中，吸引外商到我們這兒投資開工廠、辦企業，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基礎設施不行。而要搞基礎設施，就要很大一筆投資。我們沒有這麼多錢，事情就卡住了。多年來搞開發區，首先就是把土地開放出來，使土地變成商品，在土地上搞"三通一平"【239】，搞基礎設施，然後蓋廠房，蓋寫字樓。當時計算過，一平方公里面積這方面的費用就要一億多元，現在恐怕要更多。所以開發區往往進展很慢，我們城市建設都是這種情況。市政建設修路沒有錢，搞三通一平沒有錢，許多土地閒置在那裏。

記得在1985年或1986年吧，我同霍英東【240】談話時談到，市政建設沒有資金。他說你們有土地怎麼會沒有錢呢？當時我覺得奇怪：有土地是一回事，沒有資金又是一回事，二者聯不在一起。他說，市政府有土地就可以批租出去，增加一批收入，讓別人開發嘛！是啊，香港那個地方我也知道，一塊土地很快就蓋起大樓，蓋成一條街，很快就改變了那一塊地方的面貌，而我們就非常困難。霍英東當時這麼講，我覺得有道理，就建議他到上海去，把這個看法跟上海的市長、書記談談，後來不知道他去了沒有。他這個看法對我有啟發。我們有土地沒有錢，而香港政府每年批出一些土地，不僅政府有了收入，而且很快就把那塊地方建設起來了。後來我到上海也有這個感覺。上海浦東這個地方同上海市區就隔了一條江，發展上海如果把這個地方搞起來，是非常好的事情。但要開發這個地方首先要投入一大批資金，搞基礎設施，再招來外商。大約是1987年，上海介紹一位美籍華人林同炎【241】先生到北京來找我。林提出，可不可以把浦東這個地方租給給外商，只要有優惠政策，外商是願意的，但時間不能太短，要30年到50年。土地出租以後，要給他一個轉讓的權利，他們可以向銀行抵押貸款。我問他，出讓這些土地後外商願意來投資嗎？需要什麼條件？他說，這容易辦到，不需要特區那樣的條件，只要像閔行經濟區那樣就行了。我當時想，條件比閔行更優惠一些，接近於特區的條件也可以考慮，所以很有興趣。因為這位美籍華人是汪道涵【242】同志介紹給我的，我就讓汪道涵負責這件事。考慮到上海這個舉動會各方矚目，為了能疏通各個方面，我考慮除了汪道涵，還要把陳國棟【243】拉進來。他與陳雲有些來往，他的話陳雲也容易聽得進去。我知道陳國棟比較謹慎，對此可能有保留，那也沒有什麼，可以繼續研究。我知道這個事情很大，因為過去想在上海搞開放，陳雲有顧慮。82年時他講過對上海、江浙這些地方要謹慎，因為在那裏搞資本主義，人們熟門熟路，滑下去很容易。所以，上海改革開放所以推遲一是這個地方舉足輕重，另外與陳雲的態度是有關係的，所以這個問題一直拖到後來。聽說去年【244】小平同志南巡講話，講到上海搞晚了，我想這是對的。如果當年早一點搞，情況就會有很大的不同。

浦東開發的問題，現在是解決了，實際上86、87年就醞釀這個事，開發的方式也是批租。浦東的事，我曾向陳雲談過，他沒有表態。這個事我也向鄧做了宣傳，他非常贊成，說這樣好的事，要趕快搞。但我當時感到老人們意見不完全一致，繼續研究醞釀吧。

洋浦的開發問題。洋浦在海南儋縣，這個地方完全是一片不毛之地，又沒有水，什麼都不能種。我們要搞有困難。如果出租給外商，他們可以很快搞起來。當時許士傑【245】、梁湘【246】按這個設想同外商熊谷組【247】接觸，人家很有興趣，願意拿幾十個億來搞。但當時國內許多人對此沒有想通。我國原來是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壓迫啊，租界啊，大家對主權問題非常敏感。當時張維他們去進行考察，寫了個報告，說大批土地租給外國，成了國中之國，是出賣主權。1989年人代會期間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引起一場風波。許士傑在會上作了解釋，但那些人根本聽不進去，反對的調子非常高，有無幕後原因我不知道。當時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群起相應，堅決要把這個計畫撤銷，而且要追究海南的責任。李先念知道這一情況後，給小平寫了封信，說這種開發是喪權辱國，出賣主權，絕不能這樣搞。鄧不瞭解情況，看到當時那麼多人反對，就說此事暫不要搞。也是在這個前後，陳雲也轉一個材料給我，批示說此事要慎重。

由於當時爭論的焦點是主權問題，所以我叫特區辦搞了一個詳細材料，說明洋浦開發不涉及主權，我把這些材料轉給了陳雲，同時我給他寫了一封信，說這些土地只包給一家是不是好，還可以研究，但這決不涉及主權問題。陳雲看了我的信後沒有再說什麼了。就在這個時期，我到鄧那裏去，他又問洋浦的事，我就說這件事實在是一件不瞭解情況的誤會。我說，洋浦這麼一塊荒地，你如果不包給外商，放在那兒再過十年二十年，仍然是塊荒地。包給外商，他來開發，那裏很快就成為繁榮的地方，和港口配起套來。人家拿幾十億港幣來投資都不怕，我們怕什麼？說是涉及主權，完全是沒有常識。鄧聽後說這是好事，原來我不清楚，我原來說的不對，還是要搞。後來梁湘、許士傑直接給鄧小平寫信，詳細彙報洋浦開發的打算。鄧看後作了批示轉我，說原來反映的情況不實，我說暫不搞，既然是這麼回事，那應該搞，積極地搞。王震這個人對政治經濟改革是反對的（農墾系統的改革他就反對），但他對開放、對洋浦租給外商開發是支援的。原來我想找他出面講講話，但他看到各方反對就不講話了，還說要重新考慮。鄧批示以後我告訴他，他也表示支持。

現在回想起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實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顧慮很多，很多無名恐懼，給要做這些事的人帶了很多帽子。改革開放，尤其是開放很不容易。一涉及到與外國人的關係，總怕喪權辱國，怕自己吃虧，說"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我常給他們講這個道理：外國人到中國投資，他們本來就很多顧慮，我們的政策這樣不穩定，應該說有很多風險，要怕的應該是拿錢進來的外商，我們中國政府有什麼可怕的呢？

辦特區的時候，就有議論說會演變成殖民地，像澳門一樣，澳門一開始是租給葡萄牙曬漁網的地方，後來就變成了殖民地。實際當時清朝是腐敗無能，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這個問題。只有外國人怕中國變，一天宣佈什麼都不算數了，甚至把外國資本沒收了。哪有中國怕外國的道理？他把錢投到中國，中國還害怕嗎？又如海上石油勘探，吸收外資，在合同上要求很多，總怕自己吃虧，思想保守，算小賬不算大帳。總之，一些人在對外開放上非常害怕，非常保守，生怕吃虧。中國多年搞閉關自守，名為獨立自主，實際上搞閉關自守。有人一聽說引進，就覺得不光彩。這有什麼不光彩，一切都要自己製造，什麼都要從國內解決，這方面吃了很大的虧。對外貿易也不是乞求人家，而是拿自己的東西同人家交換，這也是自力更生嘛。這種閉關自守的想法，不會利用自己的長處。李鵬趁各方議論紛紛之際，也卡洋浦。他本來對洋浦開發一點不支持，他特別給特區辦下文，說沒有國務院的通知，洋浦開發區不能動。就這樣把洋浦的事壓下來了。本來這件事是副總理田紀雲主持定下來的，總之他是借治理整頓處處阻止改革開放。

還有件事，王紀寬【248】曾捎來一個資訊，美國一家汽車公司想在廣東惠陽地區搞一個年產30萬輛的汽車廠，條件很好，全部外銷。如果電力有問題，他們自己搞電廠。而且有些零部件可以由中國來生產。這樣可以帶動三、四十家中國工廠來為它服務。這是獨資來搞，也不要我們配套資金。我當時聽了很高興，認為很重要，我曾就這件事給姚依林、李鵬寫了封信，認為這是好事，而且當時許多外商怕中國政策變，不敢繼續來投資，特別是獨資。這件事如辦起來也是開了一個好頭。但姚依林、李鵬對此很消極，他批給機械部，機械部總想自己搞不讓外資進來搞汽車工業。姚依林贊成他們的意見，認為不能搞。李鵬馬上同意他們的意見主張不搞，把報告轉給我，於是一件很好的事就這樣放下來了。"六四"以後聽說又想搞，是不是鄧知道了干預了這件事，我就不清楚了。

註︰
【234】魏京生（1950-）：著名持不同政見者。1978年在西單民主牆貼出大字報《第五個現代化》批評鄧小平獨裁。1979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1997年底"保外就醫"。現旅居美國。

【235】編者按：從這裏起，到P289【一】，共12段，在錄音帶中雖然位於本處，屬於第六部分第二節；但從內容推測，也許是P268【二】第五部分第七節的一部分。編者在整理過程中一仍其舊，未作任何改動。
【一】簡體中文版編者按：指香港新世紀出版社的繁體中文版原書中的第289頁。
【二】簡體中文版編者按：指香港新世紀出版社的繁體中文版原書中的第268頁。

【236】張維（1913-2001）：北京市人。曾任清華大學副校長。1980-1987年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

【237】"小艦隊"是文化大革命後期的政治衍語，意即以反對黨的最高領導為目標的最危險的反革命組織。

【238】胡應湘（1935-）：Gordon Wu，香港企業家；香港"合和實業"創辦人。

【239】"三通"是指開發前的通電、通水和通路；"一平"是指平整地基。

【240】霍英東（1923-2006）：Henry Fok，香港企業家。1980年為全國政協委員；1988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993年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241】林同炎（1912-2003）：華裔美國工程專家。美國工程科學院院士。林同炎國際公司董事長。

【242】汪道涵（1915-2005）：1978年後任對外經濟聯絡部副部長，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1980年後任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兼市長。

【243】陳國棟（1911-2005）：江西南昌人。1979年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1985年至1992年任中共上海市顧問委員會主任。

【244】"鄧小平南巡"是指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之間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根據"去年"二字可以推斷，錄音的底稿是在1993年寫定的。

【245】許士傑（1920-1991）：廣東澄海人。1988-1990年任中共海南省委書記、海南省人大主任。

【246】梁湘（1918-1998）：1981-1985年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1988-1989年任海南省第一任省長。

【247】熊穀組是日本的建築公司，成立於18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