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鄧小平心目中的政治體制改革

下面談一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以及中央主要領導人對此的看法。

首 先說一說鄧小平的主張。1980年以來，直到"六四"前，鄧一方面不斷地講反對自由化，另一方面又多次講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那麼鄧的政治體制改革究竟是 怎麼樣的改革呢？總的我認為，鄧對現行政治體制的運行，他是有不滿意的地方，主張改革也是真實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並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現代化、民主 化。主要的是一種行政改革，屬於具體的工作制度、組織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風方面的改革。鄧主張的是在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為了進 一步地鞏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任何影響和削弱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改革，都是鄧堅決拒絕的。鄧小平的政治改革主張給人們印象最深的，是1980年8月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題目是《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他集中批評了現行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義、權力過於集中、家長制等等弊端。指出這些問題同現 行的制度有關，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在這裏他還引用了毛主席過去講過的一句話，說像史達林嚴 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這樣的事，在英、美、法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在分析上述弊端的原因時，還特別提出了封建主義思想影響的問題。他指出，我們雖然 進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了封建主義統治和封建主義土地所有制，但對肅清政治思想方面的封建主義影響的任務估計不足，沒有完成。

對 于小平講話的這些內容，很容易使人感到鄧是要按照政治現代化、民主化的方向，從根本上改變政治制度了。但實際上不是這麼一回事。鄧在批評了種種弊端之後所 提出的改革措施中，並沒有超出具體的組織制度、工作制度、工作作風、工作方法的範圍，沒有觸及根本制度，仍然是一種行政改革的性質。

另 外，鄧的這篇講話還有以下的背景。當時正在著手解決華國鋒的問題。鄧小平和陳雲都認為華是貫徹三中全會的障礙，陳雲甚至認為華是造反派起家，不可信任。華 的領導地位，鄧和陳都不能接受。當時華身兼党主席、政府總理、中央軍委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因此鄧講話中所以反對權力過於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華 的權力，首先要華把總理的位子讓出來。另外，當時正在起草總結文革教訓的文件，即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黨深感由於毛的專斷、家長制，把個人淩架於黨之 上，以至釀成文化大革命這場大災難。而鄧在文革中又深受其害，對此有切膚之痛。因此當李維漢【233】提出要重視肅清封建思想殘餘的時候，鄧很快就接受 了。

鄧 在1986年6月聽取經濟情況彙報時，以及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又提出了要搞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他說過，現在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政治 體制改革應作為改革的一個標誌；其他所有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那一年9月在聽取中央財經小組彙報時，又提出對政治體制的改革，要搞 一個藍圖。在1987年6月同南斯拉夫外賓的講話，7月同孟加拉外賓的講話都一再提到要把政治體制改革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來。還說政治體制改革，是十三 大兩個主要內容之一。

但 他這些講話所講的政治改革的內容，比1980年講的範圍就更窄了，他所涉及到的內容僅限於行政體制、機構和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他為政治改革規定的內容， 首先是黨政分開，解決党如何領導和善於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第二，是權力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同時地方各級也有一個下放權力的問題。第三， 精簡機構。還有一個內容就是提高效率。這是鄧小平1986年9月13日的講話。他說，我考慮有三條：第一党和行政機構以及整個國家體制要增加活力，就是說 不要僵化，要用新腦筋來對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調動人民、企業以及基層的積極性，增強活力。就其主要內容來說，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幹部 年輕化。調動積極性、權力下放是主要的內容。

有 人認為，鄧有時講一下政治體制改革，不過是做做樣子，以獲取人民群眾的好感而已。也有人認為，鄧的政治體制改革之所以未能貫徹始終，是由於形勢所迫，或受 到某種阻力的緣故。我覺得這兩種看法都沒有充分的根據。問題的實質在於鄧所主張的政治改革究竟是怎樣的改革？在鄧的思想上，政治體制改革和堅持四項基本原 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不矛盾，是可以相容的。所以他每次講話強調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或者在這之前之後，甚至是同時、同一篇講話中，往往又講了反對資 產階級自由化和強化專政等問題。就在他1980年8月那篇《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著名講話前，在1979年3月理論務虛會上，他所做的堅持四項基本原 則的講話，就是在思想理論界思想剛趨活躍的時候，加在思想政治領域的一個緊箍咒。而在1980年8月講話之後的12月，他所做的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 結的講話中，強調為了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必須加強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機器。指出階級鬥爭雖然不再是社會上的主要矛盾，但是確實仍然存在，不可小看。 特別指出，國家機關要通過適當法律法令，規定罷工、罷課事先要經過調處；遊行示威要事先經過允許；指定時間、地點，禁止不同單位之間、不同地區之間的串 連，禁止非法組織的活動和非法刊物的印行；在鬧事嚴重的地區，必要時要實行戒嚴。

1986年、1987年，是鄧小平集中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時期。正如上面提到的，就是在這期間，他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要搞政治體制改革。這些都說明，鄧所主張的政治改革與一般人的理解，即國家現代化、民主化不同，主要是解決共產黨和國家機關的活力和效率問題，基本上是行政改革。

鄧在1987年6月同南斯拉夫外賓談到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時說，一般地講政治改革都講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義不是很清楚；民主是我們改革的重要手段，民主怎麼搞法，還是個新問題。

鄧 對西方國家的多黨制和三權分立、議會制，是特別反對和堅決拒絕的。差不多每次講到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他都要說上一段絕不可採取西方那樣的政治制度。他所 反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首先就是指這個。1980年9月鄧在講到政治體制改革要把黨政分開放在第一位時，就指出絕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1987 年6月同南斯拉夫外賓的那次談話，對這個問題講了很長一段話。他說，資產階級講的民主，實際上是壟斷資本的民主，無非是多黨制、競選、三權分立，我們能搞 嗎？在起草十三大報告的時候，他幾次向我打招呼，說無論如何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受西方議會政治的影響，連一點這方面的痕跡也不能有。平時在講到人大、政協作 用的時候，他多次批評說有些人想把人大、政協搞成兩院制，想把政協搞成上院。

1988年我提出要進一步發揮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作用的時候，他反對在人大會議期間民主黨派建立黨組，進行黨派活動。對於選拔民主黨派人士到政府擔任實職，他也只允許以個人身份，不能以黨派身份參政。可見他在這個問題上連一點點小口子也不讓開。

鄧 非常欣賞和喜歡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那種集一切大權於個人或少數幾個人的集權統治的政治體制，厭惡和鄙視分權制衡的制度。他在那次同南斯拉夫外賓講話時說， 社會主義國家有一個最大的優勢，凡是一件事，只要一下決心，一作出決議，不受牽制，就能夠立即執行，不像議會民主經過那麼多複雜，那麼多反復，議而不決， 決而不行。就這方面總的說，我們效率是高的，決定了就馬上執行。我講的是總的效率，這方面是我們的優勢，我們要保持這個優勢。鄧把不受牽制，不制衡，權力 絕對集中，作為我們總的優勢。不能實行西方的三權鼎立，要保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類話他講過多次。

記 得有一次，大約是八十年代前幾年的事，談到蘇聯出兵阿富汗，鄧說，我看美國搞不過蘇聯，蘇聯政治局開個會就能把這件事辦成，美國能辦到嗎？另一次鄧與外賓 談話時說，美國有三個政府，同他們打交道不知道誰能拍板，誰說了算，他們之間互相牽制，互相扯皮，想辦一件事很難。所以鄧每次講到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總 是告誡人們一定要保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這個優勢，千萬不要搞西方三權分立、互相牽制的那一套。因此不論進行什麼樣的政治改革，鄧都不會允許觸動 這種高度集權、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

鄧 小平自從掌握最高領導權以後，非常強調要保持政治局勢的穩定，穩定壓倒一切。他認為沒有穩定，亂糟糟什麼事也辦不成。為了維護穩定，主要手段就是專政這個 武器。在我印象中，鄧是在老人中強調專政、對專政念念不忘最為突出的一位，至少是其中之一。他常常提醒人們不要忘掉使用專政這個手段。每當他強調穩定的時 候，必然強調專政。他不僅反對政治制度建立什麼分權制衡的制度，而且十分厭惡人們用遊行、請願、鬧事的方式表達意見。他主張用立法的形式，實際上達到禁止 人們進行這樣的活動。一旦出現這樣的事情，他就主張快刀斬亂麻，用強硬的手段予以壓制。因此，鄧主張的政治體制改革，專政是不允許動的。

鑒 於史達林和毛澤東晚年的沉重教訓，以及鄧本人在文革中的遭遇，鄧對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制度的弊病不是沒有覺察的。因而他也不時提到要擴大黨內和社會上的民 主，廢除家長制，肅清蘇聯影響的問題。但如果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就勢必要觸動高度集權的政治，而鄧的信條是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允許挑戰，高度集中的集權 政治、專制制度是他特別欣賞和喜愛的。因而他講的民主，廢除領導人特權，肅清封建主義思想影響，都是不可能實現的，不過是空話而已。當他感到形勢逼人、專 制體制受到威脅的時候，他連這方面的事也不會談了。就連1986、1987年鄧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第一條提出的黨政分開，雖然只是堅持党領導下的職能分工， 目的在於提高國家行政系統的統一和效率，但是1989年"六四"以後也就不再提了。所謂鄧的政治體制改革，除了幹部年輕化、精簡機構和中央地方、企業適當 分權之外，再沒有別的什麼東西。實際上這種改革還是改革計劃經濟體制的範圍。

註︰
【233】李維漢（1896-1984）：湖南長沙人。中共元老。1948-1964年長期擔任中央統戰部長；政務院秘書長。時任十二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