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倒趙風"的由來

1988 年治理整頓提出以後，黨內刮起了一股反對改革、倒趙的風。當時黨內這股風刮得很大，造這麼大的輿論，這除了黨內有一批長期受計劃經濟觀點影響的同志，對改 革開放幾年後出現經濟上的一些問題，如搶購擠兌，認為改革開放搞糟了，不如搞計劃經濟，有這麼個土壤容易接受這樣的東西以外，主要的是1987年以來我同 黨內的反改革的保守力量，同教條主義者，同有左傾思想的人，同這股勢力關係緊張、激化的結果。

現 在回顧一下，1987年以前我擔任總理，主要是處理經濟事務，當然是改革開放。政治領域和意識形態方面的事，是耀邦在管。由於我事情比較多，這方面管得比 較少；再加上在經濟上我和耀邦也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有些分歧。比較來講，我被認為是較為謹慎些，不隨便講話。我不贊成把速度搞得過快，不主張基建戰線太 長，改革也主張有計劃有步驟地來搞，不象耀邦那樣思想解放，無所顧慮。在我們黨內有一股頑固反對自由化，反對改革開放的保守勢力。老人當中以李先念、王震 為代表；在前臺管意識形態的有胡喬木，特別是鄧力群。他們有一套人馬，有一套班子，有一股勢力。過去他們把反對的矛頭主要對準耀邦。由於上面講的原因，沒 有把我當作反對的主要目標，我似乎是居中的，他們甚至可能認為我和他們還有些接近的地方。所以耀邦下臺，決定我當總書記的時候，他們並沒有反對。當然當時 李先念有保留，說我學外國太多了，要我改。我要改了，他支持我接耀邦，其他的沒有聽到什麼明確的反對意見。當時王震曾勸我繼續當總理，他說總書記可由姚依 林來搞。因為我當時也不願當總書記而願意繼續當總理，認為誰當總書記都行，所以對他的建議沒有異議。後來別人告訴我，王震實際上是想讓鄧力群當總書記，但 這件事後來沒有得到別人的支持。

總 之我出任總書記沒有什麼人反對。但我代理總書記後首先就要面對反自由化的問題。我當時主張加以嚴格限制，縮小它的範圍，要降溫，沒有同意他們大搞大反的主 張。他們曾開了一個名單，要批判這，批判那，我把它壓下來了，通過一些會議講了話，保護了那些人。他們還主張在報紙上對耀邦開展大批判，我不贊成文革中那 一套，從開始就規定了反自由化不能上掛下聯，層層找代理人。我還講過，反自由化不能搞到經濟領域等等。

所 以"六四"以後，他們批判我時說我一上臺就為反自由化這場鬥爭規定了種種限制，這倒是確實的。當時中央發過一個檔，對反自由化作出了嚴格規定，劃定界 限：規定所謂自由化就是反對共產黨領導，主張全盤西化。這樣一來，就不會重複過去搞運動的那種錯誤。後來我一看，反自由化如果繼續搞一下去，搞到十三大， 那麼十三大就沒法開了，無論如何十三大應該開成一個改革開放的大會。

在 反自由化的氣氛下，當時那股左的勢力，鄧力群他們這些人，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擴大化；竭力想重複過去左的那一套搞法；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搞到經濟領域。用他們 的說法，就是不僅要批說自由化的，而且要批幹自由化的。所謂幹自由化的就是搞改革開放的人。在鄧力群的授意下，一些人在黨校反對"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的提法，說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不能並提，一個是綱，一個是目。他們還說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破壞了農業合作化的基礎，毀掉了農村的合作化。

針 對出現的這些情況，我找鄧小平談了我的看法。我指出黨內有些老人想通過反自由化來反對改革開放。如果沒有相應的輿論準備，十三大很難開成改革開放的大會。 所以我準備講一次話，鄧非常贊成，十分支持。於是我在1988年5月13日向思想理論戰線的同志作了一次講話。我說，自開展反自由化以後，大的形勢已發生 了變化，因之反自由化基本上已告一段落，今後主要是進行日常教育。我還說，自由化干擾是一個時期的，而長遠的根本的主要是左的干擾。我舉了許多思想理論戰 線從左的方面反對改革開放的錯誤觀點。"六四"以後他們批判我說，5.13講話轉移了鬥爭矛頭，由反右到反左，由反自由化轉到反左傾教條。這倒也是事實。

這 就是說，他們原以為我會按照他們的意見反自由化，結果5.13講話不是反自由化而是反他們。後來十三大召開，我定了個基調，給鄧寫了封信，"社會主義初級 階段"兩個基本點整個來講是反左的，更引起他們的不滿。這裏我特別說一下，十三大報告有這麼一句話，是講市場經濟的，但沒有用這個詞。我說要建立"國家調 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這就是市場調節，國家只調節市場，當然是用經濟的手段，整個企業整個生產是根據市場引導的。並說市場的作用是覆蓋全社會 的。計畫和市場不是板塊，計畫主要是間接計畫，主要是通過經濟手段，是一種由國家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我還講到發展個體經濟等。在寫進十三大報告前，我給 鄧小平寫了這封信，沒有送陳雲、李先念。他們對我這個觀念很不滿意，但也不好公開反對。

在 這裏我要說有幾件事使他們特別不高興，懷恨在心。一是在十三大前，改變了鄧力群主持思想戰線工作的地位，由胡啟立來管。我也建議鄧力群不主持思想戰線工作 以後，可以作政治局委員，參加政治局會議。他讀書比較多，可以發表他的意見。我還說過，如果讓鄧力群主持理論工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會得到發展，中國不 會有有利於改革開放的理論發展。我下了這麼一個定語，這當然很快傳到他的耳朵去了。同時我還把他控制的左傾思想筆稈子大本營，即書記處研究室和《紅旗》雜 志給撤銷了。當然，撤銷書記處研究室和《紅旗》雜誌是鄧決定的，但是我建議的。這幾件事一做，改革開放的輿論加強了，鄧力群他們左傾保守、反對改革的面目 就在國內外公開化了，使他們很孤立。雖然在十三大時我們提名鄧力群當中央委員候選人，然後進入政治局，但在差額選舉時他落選了。後來又提名為中顧委常委， 但又落選了。他們以為是我搞的，所以在這一點上李先念、王震、胡喬木，甚至陳雲同志，對我非常不滿，以至懷恨在心。

王 震雖然反自由化積極，但他是主張開放的，沒有想到他後來那麼仇視我。李先念在十三大後到處罵我，公開罵，在上海，在湖北當著地方負責人的面公開罵，說我不 是搞社會主義，說我學外國的東西太多，說我不懂經濟，把經濟搞亂了。陳雲是有分寸的，是講道理的。總之後來他們得出一個結論，我比胡耀邦還胡耀邦。胡耀邦 不敢做的、沒做成的事情，我敢做，做成了。在搶購風以前，治理整頓沒有提出來，他們在背後講或架空我。搶購風一起來，治理整頓一提出，他們認為時機來了，認為我把經濟工作搞糟了，把改革開放搞壞了，借此機會散佈反對我的輿論，刮起一股倒趙風。

我的消息比較閉塞。因為我長期在地方工作，來中央時間不長，到北京後成天忙於工作，渠道比較少。所以至今對許多幕後的東西，我還是若明若暗。譬如說，一批人給鄧小平寫信反對我，究竟是哪些人，我至今不清楚。

應 該說，"六四"以前，在這樣一股倒趙風面前，鄧小平是一直堅定地支援我的，沒有受他們的影響。這從一些事情可以看出來。譬如那一陣鄧在許多場合說，中央的 人事格局不能變。顯然中央有人想變鄧才說不能變。鄧甚至直接向我，也向別的同志說，要我搞兩屆總書記。1989年元旦以後，也就是李鵬在政治局生活會上向 改革開放發難以後，鄧知道此事很不高興。李鵬為此去鄧那兒解釋、表白，在這次談話中間，鄧向他講，趙要搞兩屆總書記，而且要他回去轉告其他政治局常委。當 然李鵬也向我講了說是鄧講的。就在"六四"之前，我到朝鮮訪問前去鄧那兒，鄧還專門向我說，等訪朝回來後要談一下我搞兩屆的問題。當時醞釀了開會的名單， 除了現任常委以外，還包括黨內幾位元老，這些人都參加。當時他還告訴我，我搞兩屆的問題，陳雲、李先念也表示同意。至於他們怎麼談的，我不知道。

1989 年春節鄧去上海前，我到他家裏，那次談得比較深。他對我說，他考慮了很久，還沒有向別人談過，首次向我談。說他想辭去軍委主席，要我任軍委主席。他說，看 來他如果不完全退下來，還保留軍委主席的話，很難停止別的老同志的干預。他還說，看來只能這樣做。很顯然，他感到老人們干預太多，我不好辦。這大約是老人 們向他表示反對我以後他的考慮。為了讓我能順利工作，他決定不再擔任軍委主席，以便促使其他人也不再擔任職務，或者不再干預。

當 時我堅決不同意他退下來。我說，現在經濟正遇到一些問題，大家議論紛紛，如果你完全退下來，我們很難辦。我說，東方政治與西方不同，在東方並不是你退下來 他們就不干預了，也不是他們統統沒有了職務就不再干預了。只要這些開國元勳還在，要他們不干預是不可能的。你不干預了，他們干預，我們更不好辦。你在，我 們還好辦一些。我向他建議，無論如何一年內你不要再提這個問題。我講了以後，他沉思了一會兒說，好吧，就按你的意見辦，一年內不再提這個問題。

從 這段鄧的談話中，我覺察有人，也許不少老人向他施加壓力，說我壞話，而鄧明確表示不受他們的影響，頂住了他們這些壓力。自1987年我擔任總書記之後，逐 漸聚集起來的一批反對我的保守力量，雖然他們非常囂張地反對我，採用各種辦法反對我，但由於沒有得到鄧的同意，始終未能得逞。這種情況直到1989年發生 那場政治風波後才改變。由於在對待學潮的問題上我同鄧發生了分歧，而且我拒絕按他的意見執行，鄧對我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這樣一來，一年多聚集起來的反對我 的老人集團，才和鄧達成一致，結成聯盟，於是才決定撤銷我的職務。

這 裏我還想著重說一下李先念和鄧力群這兩個人。鄧力群實際上是思想理論宣傳戰線保守勢力的總司令。他的後臺就包括李先念、王震和陳雲，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反對 改革的老人。鄧力群和這些人的關係極不一般，非常密切。他同王震的關係，早在解放初期王震任中央新疆分局書記，鄧就是宣傳部長。他和李先念的關係也很好， 長期是李先念的助手。過去李先念主持國務院五辦，鄧就是他的秀才。陳雲對他也非常好，鄧力群非常推崇陳的經濟思想。鄧力群在經濟上非常贊成文革前，特別是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搞法。早在1980年的時候，他就到處宣傳這種思想，認為陳雲的經濟思想就完全能夠指導我們今天的經濟工作。當時陳雲文選還沒有出版，他 就不斷發表陳雲五十年代的經濟文章，而對鄧小平的改革主張他不宣傳。他借自己在文獻辦公室的地位，利用出版文集的辦法，討好、拉攏一些老人，如陳雲文集、 李先念文集。所以鄧小平當時決定鄧力群不再主管思想理論宣傳工作的時候，陳雲和李先念都有保留，都不贊成。他們在鄧小平那封信一上公開表示鄧力群是好同 志，但鄧小平決定了，他們也沒有辦法。十三大鄧力群落選後，陳雲立即寫了封信，說鄧力群一切待遇不變。雖然鄧力群沒被選上中顧委常委，恐怕到現在還享受中 央書記處書記、中顧委常委的待遇，這就很不正常。實際上鄧力群是他們反對鄧小平改革開放的一個最主要、最有力的筆桿子。所以對鄧力群不能小看，他有相當能 量，在他手下還聚集了一批反對改革開放的秀才。《紅旗》雜誌撤銷，書記處研究室撤銷，鄧力群又把他們安排到別的地方。現在鄧力群仍在一些機構還有很多名 義，掌握了很多思想理論陣地，特別是黨史、文獻等等。

李 先念這個人，可以說是老人中反對改革開放最突出的一個代表。他之所以對我仇視，主要是因為我執行鄧小平改革開放這一套。他不便公開反對鄧，所以集中目標在 我身上。李先念認為我只聽鄧小平的話，不聽他的話。他曾經通過王任重讓王全國【232】傳話給我，說對幾位老人的話都要聽嘛！不能只聽一個人的話！這是最 明顯不過地表明對我執行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不滿。實際上他的話沒法聽，因為他是反對改革開放。另方面，如果說陳雲主要是維護第一個五年計劃時的搞法，如 說一五期間的做法不能否定。他認為現在改革開放的很多做法對一五計畫是否定的，所以常常對改革開放持保留態度。而李先念則是文革期間以及文革後三年經濟徘 徊的問題。因為這期間實際上是他在主持經濟工作。自從1958年陳雲同志不被毛主席重視以後，擔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長期主持國務院經濟工作的是李先念。 他對否定或不肯定文革中和文革後三年徘徊時期經濟工作的成績非常不滿意。他常說，經濟工作的成績不都是改革開放以後搞的，過去也有成績嘛！過去打下了基礎 嘛！所以李先念特別反對我。除了長期受計劃經濟的影響，思想比較保守以外，還有認為我只聽鄧的話不聽他的話，另外認為我對過去他主持國務院經濟工作的成績 肯定不夠。李先念那麼不擇手段、不顧場合、不講原則地反對我，含有個人感情因素，不僅僅是觀點上的分歧，表現出一種仇恨，我認為就是這些原因。

註︰
【232】王全國（1919-）：1975-1979年任廣東省委副書記、副省長；1982-1983年任湖北省委常務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