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防止反自由化擴大化

現在談一下1987年由於耀邦下臺而引起來的反自由化問題和1987年秋季籌備召開十三次黨代表大會的問題。

1987年1月4日，鄧小平在家裏召開會議，決定接受耀邦辭職。1月10日至15日，由中顧委出面，薄一波主持召開批評胡耀邦的生活會。1月16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宣佈同意接受耀邦辭職。這樣就在全國範圍開始了反自由化鬥爭。

1987 年是在反自由化的聲浪中開始的。1987年以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右傾開始；而以強調改革開放、反對僵化、反對左的十三大結 束，整個一年是這樣過的。這一年的政治空氣從年初到年尾幾乎可以說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當然這中間經歷了極其曲折複雜的歷程。

回 顧1987年的經歷，我在這一年的活動，大體分為兩個階段。從1月到4月是一段。當時我剛接替耀邦當代總書記，就接受了一個任務，開展全國範圍的反自由化 鬥爭，我首先面對的是這個問題。所以那時我的主要精力，主要心思，幾乎是用在如何防止這場反自由化的鬥爭擴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勢力借反自由化來反對改革 開放，以左反所謂的右，也就是反對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從5月直到十三大召開是第二階段。這個階段主要是強調改革開放，強調防左，反對思想僵化，為十三大 的召開作準備。

這裏講以下幾個問題：

第 一點，鑒於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的教訓，防止鄧力群、胡喬木這些人乘機再搞擴大化。所以一開始我就對這場鬥爭的性質、範圍、重點、政策和方法，作了嚴格 的規定。在我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的文件中，明確提出這場鬥爭著重解決根本的政治原則和政治方向問題。這場鬥 爭嚴格地只限制在黨內進行；而且只限制在政治思想領域進行。不聯繫農村政策，不聯繫科技政策，不聯繫文學藝術風格等問題。這場鬥爭在農村不搞，企業和機關 只進行正面教育。即使在政治思想領域內，實際上也只是進行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則的教育。反自由化必須以三中全會的路線為準繩，不得採用過去搞運動那套左的做 法。

因 為1987年的春節是1月29日，而以中共中央名義下發的通知有待於1月28日下午政治局會議通過，這樣春節前不可能傳達一下去。而春節期間，人們習慣互 相串門，傳播消息。為了讓這些反自由化的規定為大家所知道，因而特別提前在1月28日上午召開在京的中央黨政軍群各部門負責人會議。我對這次反自由化的範 圍、政策、重點、方法講了一篇話，讓人們知道中央對反自由化的部署，在春節串門拜年時傳遞資訊。我在這篇講話中，特別講了這段話："三中全會以來規定，今 後不搞運動。但過去人們搞運動搞慣了，一說要反什麼，還是搞運動那一套。現在我們反自由化，為了避免用過去那套搞運動的辦法，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在一開 始，就要把可能發生的一些偏差，主要是左的偏差先提出，加以防止。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什麼政策、界線一概都不講，只講大膽放手，堅決，一個勁地反。結果 呢，一開始就出偏差，搞擴大化，結果又不得不糾偏。這次我們要和過去搞運動的辦法區別開來，一開始就要把性質、範圍、重點、政策、方法講清楚，什麼能搞， 什麼不允許搞。一開始就把要防止的事情講清楚。這才是不搞運動的搞法（因為當時不搞是不行的，大勢所趨）。

我的這篇講話和中央關於反自由化的通知，一直被鄧力群、胡喬木、王忍之等企圖在反自由化中大幹一場的人視之為束縛。他們認為這是束縛手腳的框框，是保護搞自由化的人。雖然遭到他們的反對，但是因為一開始，檔就把範圍、重點、政策作出了規定，所以在那場反自由化中沒有傷害更多的人，沒有使全國的局勢發生大的震動，沒有搞亂經濟，沒有使改革開放遭到大的挫折，確實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 二點，在這段期間，無論接見外賓或在公開場合講話中，我都針對國內外反自由化是否會改變二中全會的路線，改革開放是否會收的疑慮（當時國內國外疑慮很多， 大家一聽反自由化就認為改革開放要收了），反復地講：不會改變三中全會的路線，而是更全面、更準確地執行三中全會的路線；強調改革開放的政策不是收，要實 行得更好、更有保證。我重申現行城鄉政策不變、全面改革不變、對外開放不變、對內搞活經濟不變、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政策不變，一國兩制政策不變。而且以 上這些方面不僅不變，還要努力做得更好。當時有人擔心反自由化會波及香港，我在接見香港人士時還直截了當地說，在大陸搞社會主義，不能不堅持四項基本原 則，反對自由化。而一國兩制，就是允許在港澳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允許自由化。怎麼能在港澳反自由化呢？

為 了說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會改變改革開放的政策，當時提出的主要論點是，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有兩個基本點，有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是改 革開放。兩個缺一不可，缺了哪個都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前一個時期，因為我們忽略了四項基本原則這個基本點，因此要強調一下。如果因此而丟掉了改革 開放這個基本點，那就走上了另外一個錯誤的道路。強調兩個基本點，一是為了解除人們的顧慮，另方面是防止有人利用反自由化和四項原則，乘機否定改革開放。 人們之所以產生一提反自由化，就這樣那樣的誤解、疑慮，主要是對三中全會路線的含義沒有真正搞清楚。一些人認為，三中全會的路線就是改革開放，一講四項原 則就以為改變了。現在提出三中全會的路線堅持四項原則和改革開放兩個基本點，本來就是這樣的。上述這一講話對於安定民心、解除顧慮起了作用，大大縮小了企 圖以左反所謂右、以反自由化否定改革開放的活動市場。

第三點，鄧力群、胡喬木、王忍之所代表的一批思想僵化、教條主義者的勢力，對我主持下的反自由化部署十分不滿，多方製造輿論施加壓力，力圖突破、改變中央對反自由化的基本部署。本來，在王忍之接替朱厚澤【194】任 宣傳部長時，我就找王忍之談話，告訴他要記住有兩個基本點，不要一講反自由化就忘另一個基本點。還告訴他，在今後工作中要獨立思考（意思是不要老聽鄧力群 的），要領會中央的方針。可是不久，王忍之在一次省、市宣傳部長會議上竟然說：這次反自由化鬥爭，是粉碎"四人幫"後第二次撥亂反正【195】。他的意思很明顯，第一次撥亂反正是撥"四人幫"極左之亂；而這次撥亂反正，就是要撥三中全會、改革開放之亂。聽到反映後，我當即批評了王忍之，還問他是不是鄧力群叫你講的。

他 不肯透露，只承認是自己考慮不周。因為過去王給我的印象還不壞，他在計委搞經濟研究工作時，人還本份；在經濟研究工作中也還樸實。對他能夠和鄧力群保持一 定距離寄以希望。因此，對他只批評了幾句，未深追究，也未向外透露。沒有給別人說他講了什麼話，我怎麼批評了他，留有餘地就是了。

大約在1987年夏天，王瑞林（小平秘書，鄧辦主任）轉給我一封北京市王大明【196】的 信（王以前在中宣部作過副部長），反映中宣部的一些局長得知鄧講今後反左是主要的，情緒很不正常，說了不少出格的話。說什麼"要堅持頂住呀！"，"現在勝 負未分呀！"。我在7月11日，即胡啟立負責接管宣傳戰線工作時（鄧力群不管宣傳戰線了，由胡啟立接管），找宣傳部的同志來一起作些交待，也是工作交接。 這時我找王忍之（宣傳部長）、王維澄【197】（常務副部長），根據這封信嚴厲地批評了他們。我說，中宣部的精神狀態不好，聽到鄧小平講反左是主要的，就覺得大勢不好，如喪考妣，你們這種狀態如何能正確宣傳貫徹三中全會的路線呢？要他們切實負責轉變中宣部這種立場。但他倆當場毫無悔改表示，只推說他們完全不知道此事。

關於鄧力群、胡喬木等左派控制下的《紅旗》雜誌、《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還有《光明日報》三個單位，1987年3月在河北涿縣召開的理論討論會上，熊複【198】等人擺出要對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進行第二次撥亂反正的架勢，說三中全會以來的八年是噩夢一場。整個八年，馬克思主義者受壓，反自由化和自由化一直在激烈鬥爭。熊複這個人大家都知道，他是搞"兩個凡是"【199】的 重要人物。他不僅把他們這樣一些人打扮成反自由化的英雄，完全否定三中全會以來八年的解放思想、真理標準討論、擁護改革開放的新思想與阻礙改革開放的保守 思想、左的觀念鬥爭的歷程。熊複是"兩個凡是"的筆桿子，三中全會時西南組就批了他。當時我在四川工作，熊在西南組，我是西南組的召集人。當時鄧力群並不 是搞"兩個凡是"的，他是反對"兩個凡是"的。後來由於思想上臭味相投，儘管熊複是這麼個人，但由於他堅持左的那一套，鄧力群非常看中他，繼續重用。

當 時鄧力群、胡喬木、王忍之以及受他們影響的一些人，到處散佈說："中央關於反自由化的四號檔是個框框，束縛了反自由化的手腳，扼殺了積極分子的鬥志，增 加了反自由化人的後顧之憂。"還說由於有了四號檔這個框框，使搞自由化的人拒不檢討，有恃無恐。還有的人甚至說，四號檔對反自由化鬥爭是潑了冷水。過 去反精神污染搞了27天，這次恐怕連27天也搞不了。他們之所以散佈這些論調，目的是向我施加壓力，讓我修改部署，好讓他們放手去幹。他們還散佈一種論 調，說"現在是只讓批說自由化的，不讓批幹自由化的"。他們把思想理論上的自由化叫說自由化的；把經濟領域搞改革開放的叫幹自由化的。還說，思想理論領域 的自由化是上層建築，經濟領域的自由化是基礎，根源是經濟領域的自由化。不聯繫經濟領域自由化不解決問題。他們極力突破四號檔的範圍，要把反自由化擴大 到經濟、農村以及科技等各個領域，要通過全面開展反自由化，在各個領域對改革開放進行批判和清算。

1987年元旦和春節期間，我在同外賓談話和團拜會上，提出了三中全會路線的兩個基本點之後，不久就有人提出兩個基本點不能並列，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中宣部有個理論局長盧之超【200】， 此人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由於受到鄧力群的賞識，幾次要提他當宣傳部副部長，我一直沒同意，他沒如願。後來我堅持主張讓他離開中宣部，宋平找鄧力群商量，很 快把他安排到政協當副秘書長，以後參加了編寫《李先念文集》的工作，都是鄧力群搞的。就是這麼個人，他通過中央黨校教育長江流【201】，部署要召開一次理論研討會。討論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的綱目問題。討論哪個是綱，哪個是目，要造輿論。說我講的兩個基本點是平列了、降低了綱，強調了目。我聽說後，要中央黨校校長高揚【202】去查這件事。召開理論研討會時，江流藉故沒有參加，後來不了了之。他們散佈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是想以四項基本原則貶低改革開放，借反自由化否定改革開放。

面 對上述來自左的干擾和阻力，我於1987年3月13日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講了一番話，提出要進一步把大家思想統一到中央四號檔上來。要全面、認真、準確 地落實四號檔的規定，要繼續按四號檔精神辦。批評了說四號檔是束縛手腳的框框以及想把反自由化擴大到經濟領域的想法和作法。由於時機尚不成熟，我對 那些錯誤思想的批評還比較含蓄，留了很大的餘地。我當時就想到要扭轉這種局勢，必須尋找一個時機，進行一次有力的批判。

以 上幾點，就是說明1987年中央領導班子改組、耀邦辭職以後，面臨著一個聲勢浩大的反自由化運動。在這種情況下，不反是不可能的。當時有一種很大的力量， 要乘反自由化來大肆批判三中全會的路線，要否定改革開放政策。而我如何頂住這股勢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來。不使擴大化，不涉及經濟領域；儘量縮小範 圍，儘量減少一些思想混亂，這是一個方面。再一個方面就是對人的處理的問題。要不要處理人、傷害人。如何少處理人，不過多傷害人，這也是我當時面對最頭痛 的問題。

反 自由化以來，一些老人們勁頭很大，極左勢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鄧小平一向主張對黨內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嚴肅處理。王震等其他幾位老人也是如此。鄧力 群、胡喬木等人更是想乘機把這些人置於死地而後快。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這次反自由化中儘量少傷害一些人，保護一些人，即使沒法避免也力求傷害得輕一些， 這是一件比較麻煩的事情。一開始，在制定中央四號檔時，為了少傷害一些人，對如何處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錯誤的人作出了嚴格的規定。文件提出：需要在報刊上 點名批判和組織處理的，只是個別公開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屢教不改而影響很大的黨員，並且應經中央批准。還指出，對有些持系統錯誤觀點的人，可以在黨的生 活會上進行同志式的批評，允許保留意見，採取和緩的方式。

我 在宣傳部長會議上和其他場合還講了在思想文化領域要團結絕大多數人的問題，指出包括有這樣或那樣片面錯誤觀點的人都要團結。我還指出，在從事思想理論文化 領域工作的黨員中，既鮮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熱心改革開放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擁護四項基本原則，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熱心改革開放，而講了些 過頭的話，出格的話。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條主義，也不要把後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團結的人。我當時有意識地強調反自由化時把有點自由化錯誤的 人和有點僵化保守的人，都說成屬於認識上的片面性，就是為了儘量避免或少傷害人。

鄧 小平提出要開個名單，對自由化的人一個個作出處理。除了王若望、方勵之，鄧早已決定開除黨籍。第一次提交政治局討論的名單，是由鄧力群、胡喬木提出的，其 中就有於光遠。當時我按四號檔的精神，建議對於光遠採取由中顧委開生活會批評的方式解決，不作組織處理。1987年3月2日，鄧問我對張光年【203】如 何處理，我說對張光年也按於光遠的方式解決為好。當時名單除了於光遠還有幾個人，也沒有通過。但中紀委的人對處理自由化的事很積極，鄧力群便與他們結合在 一起。鄧力群的班子，主要是書記處研究室，他們搜集材料，把誰在什麼時候講了什麼話摘錄出來，作為錯誤言論。他們開出名單，報中紀委提出處理意見上報書記 處。他們當時準備一批批搞下去，一批批地開名單，一批批地上報。不難想像，這樣下去不知要處理多少人。

沒 辦法，我只能採取拖的辦法來對付。這些名單要經書記處討論，我每隔一段時間才開一次會，每次會只討論幾個人的問題，在討論中勢必還有不同意見，討論不完留 待下次討論。因而那時並沒討論幾個人的問題，拖延下去也就不了了之。在這次反自由化中經書記處討論決定開除黨籍的有劉賓雁【204】和張顯揚【205】。吳祖光【206】原定開除黨籍，後定為勸退。王若水【207】由勸退改為除名。蘇紹智【208】原來名單上要開除黨籍，我提議改為撤銷馬列主義研究所所長職務，保留黨籍。孫長江【209】原 定開除黨籍，後因聶帥講了話，沒有處理。聶帥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孫長江的材料書記處討論了，還是要開除黨籍，聶帥知道了就給陳雲寫了條子，說孫過去在科 技日報工作表現不錯，建議不要作這樣處理。陳雲當時是中紀委書記，他同意聶帥的意見。我借此機會在文件上寫了一段話，大意是：其他有些人的處理，也應當按 聶帥、陳雲批示的精神來考慮。意思是可像孫長江這樣處理。從這以後，處理人的事實際上是不了了之。

關 於在報上點名和不點名批判問題。雖然四號檔對此已作了較為嚴格的控制，有了明確的態度，指出不允許發表任何人身攻擊和侮辱性的文章；避免過於集中和內容 空洞重複；切忌運用"文革"和過去運動中不恰當的用語；被批評者如作確實說理的答辯應予以發表。一切與反自由化沒有關係的報刊，不要發表這方面的文章。但 是自從反自由化一開始，鄧力群就組織了一套班子，用文革中搞大批判的辦法，收集他們認為犯有自由化錯誤的人的文章、講話，摘錄所謂錯誤觀點，整理編印成 冊，攻擊一點，不及其餘。印成的材料發給有關單位的寫作班子，按摘錄的材料寫批判文章，連篇累牘地在報上發表。完全是文革大批判那一套，斷章取義，無限上 綱，獨斷專橫。這種文章不僅不起教育作用，反而引起人們反感。我在書記處會上批評了鄧力群並讓他們停止這種做法。接著在省、市宣傳部長會上借肯定陳俊生、 鮑彤的文章【210】，是說理的，反映好，指出現在報刊發表的反自由化文章，不是擺事實說道理，簡單生硬，只靠扣帽子壓人。今後發表批判文章，應注意效果，是否有說服力，人們能否看得下去。由於鄧力群的那個寫作班子搞的那些東西不受歡迎，他們又長期習慣于文革大批判那一套，寫不出讓讀者喜歡看的文章，一些報刊也不願發表他們寫的文章。這樣一來，批判自由化的文章就越來越少了。

耀 邦辭職後，反自由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所謂上掛下聯的問題。本來中央的老人中，也包括其他一些人，對耀邦用人早有些非議。除了說他用人重才不重德，喜歡能 說會道的人以外，還說他提拔重用青年團系統的人。在批評胡的生活會上，有些老人提出所謂"團派"問題，說耀邦重用"團派"的人。我當時認為這個問題如提出 就大了，牽連太大，極易引起幹部中的波動。我建議他們無論如何不要提這個"團派"問題，不要提耀邦搞宗派的問題。我當時就說，青年團本來就是要向黨輸送幹 部、培養幹部的。但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就連鄧小平1987年3月也說，看來耀邦在幹部問題上確實有個圈子。因此在反自由化中，如何在組織上少作變動，對 穩定局勢是很重要的。在四號檔及我多次講話中，一再講到這次反自由化，決不搞上掛下聯，決不能像文革那樣以人劃線。以後我向鄧小平提出，這次反自由化， 幹部變動應儘量少，能不動的就不動，即使需要動而能不馬上動的，也儘量放到以後逐漸變動，以減少震動。鄧同意了我的意見。

王蒙【211】是胡耀邦提議任文化部長的。鄧力群的人早就把他看成是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自然要把他搞下去。所以耀邦一辭職，反自由化一開始，這個問題很快就提出來了。我堅決不同意。我對鄧力群、王忍之說，王蒙不能動。還有《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212】，也是青年團出身。他在《人民日報》比較開明，鄧力群也要乘機把他換掉，我也沒有同意。薄一波還向我說過，山東省委書記梁步庭【213】，是耀邦的人，同耀邦關係密切。說山東是個大省，要換。我也借些理由沒同意動。自然，一個人不動也是不行的。像中宣部長朱厚澤，牽連較大，不得不動。還有組織部的尉健行【214】、公安部的阮崇武【215】。 組織部也好，公安部也好，這些都是老人極為重視，必須由他們熟悉的人掌握才放心的敏感部門。耀邦在任時，他們在公安部、組織部，並不是幾位老人完全信任 的。耀邦一辭職，對這兩個人的議論就多起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不能不作調整。當時我盡可能地給他們做了適當的工作安排。還有江西一位女的書記，她主要是 工作不勝任，與反自由化無關。還有內蒙古書記張曙光【216】，因他自己說話不當，耀邦辭職後，他的態度有些反常，引起許多議論，也不能不變動。對這些人處理得都很慎重，而且對他們的工作做了新的安排。

總之，這次反自由化避免了對幹部過分傷害和組織上過大的調整，沒有重複以往以人劃線、上掛下聯的做法。

由 於採取了以上各種舉措--雖然反自由化不能不搞--但總的來說扼制住了鄧力群、胡喬木和一些老人力圖將反自由化擴大化的企圖。但是，借著反自由化而否定改 革開放的聲音仍在繼續。反自由化仍然是當時全國整個傳媒和輿論的最強音；改革開放的聲音非常非常微弱。站在改革開放第一線的廣大幹部，仍然處在困難的地 位。而十三大幾個月後就要召開。在這樣的政治氣候下，十三大很難開成一個改革開放的大會。所以我當時覺得到了下決心改變這種狀況的時候了。

1987 年4月28日，我與鄧小平作了一次長談。向他彙報了幾個月反自由化鬥爭之後，大氣候已經起了變化，自由化言論佔領輿論陣地的情況也基本改變過來了。而在一 些人中間，以左反對改革開放、借反自由化來否定改革開放的論調仍然甚囂塵上。這種氣氛與把十三大開成改革開放大會的要求極不協調，必須從現在起著重宣傳改 革開放這一面，為十三大的勝利召開作好輿論準備。我的意見得到鄧的贊同。他要我好好準備，最近就這個問題講一次話。

我 於1987年5月13日在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上講了一次話。由於鄧在這一時期先後對外賓講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中國搞社會主義左的錯誤是主要 的；只有生產力發展了才能說是真的搞了社會主義等等這樣的話，所以，我這次講話就顯得更加有力了，在討論我的講話稿的書記處、政治局會議上，我除了對反自 由化當中出現的以左反右企圖衝破中央四號檔規定的種種干擾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外，還反復闡述了以下幾個觀點：

第一，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大的氣候已經發生了變化，自由化氾濫的情況已經制止。今後應強調改革開放這一面，十三大必須關成改革開放的會議。從現在起就要為開好十三大做好輿論準備。

第 二，這次開展反自由化的鬥爭，目的是要解決自由化氾濫的問題。氾濫問題本來是可以避免的，這是個插曲，是由領導上的失誤造成的，這不難解決。但氾濫問題解 決以後，進一步解決是個長期任務。只能一靠教育，二靠工作，主要靠改革開放。只有經過改革開放，生產力發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們看到了社會主義優 越性，受自由化影響才能縮小。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真正達到四個堅持的目的。不搞改革開放，最終也會導致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所以不能企圖依靠 搞幾次運動根本解決自由化問題。不能因為發生氾濫問題，就從根本上改變我們主要的是要搞改革開放發展生產力的方向。為了解決自由化氾濫問題，我們一個時期 主要排除右的干擾是對的，但從長期從根本方面講，改革開放的障礙主要來自左的方面。

第 三，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方針、總政策。說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個目，其目的是借反自由化否定改革 開放，也就是抓住四項基本原則這個我們從來堅持的立國之本，來貶低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的新內容。如果改革開放只是目，只是具體政策，哪里還有中國特色的社 會主義？所以，既不能以自由化的觀點來對待改革開放，也不能以僵化的觀點來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須以改革開放的觀點去理解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只能導致 否定改革開放，陷於左的教條主義泥坑。那樣，所堅持的也只能是帶有空想成分的或蘇聯式的社會主義，而不可能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第 四，提出重視生產力標準的問題。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是判斷社會進步還是倒退的主要標誌。尤其是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更應當集中力量發展社會 生產力。離開生產力的發展，孤立地談論生產關係，是一些左的觀點能夠長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多年來附加了許多屬性。如蘇聯所實行的經濟模 式，實質上是一種戰時經濟，我們就把它作為社會主義固有屬性的計劃經濟來堅持。在理論研究中，有些把實踐證明是有利於解放生產力，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的，卻把它說成是資本主義的東西。而把一些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卻說成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東西。思想理論界這種脫離實際、脫離生活的觀點，陳舊的、停滯的、僵化 的觀點，至今相當嚴重，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提倡大膽探索。

我的這篇講話，受到絕大多數幹部的擁護，整個空氣在這篇講話以後發生了有利於改革開放的變化。這也為順利地起草十三大報告創造了一個好的環境。

註︰
【194】朱厚澤（1931-）：貴州織金人。1983年任中共貴州省委書記，1985-1987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1987年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1988年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

【195】"撥亂反正"本指扭轉亂象，是中共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時的使用的習慣性提法。

【196】王大明（1929-）：曾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政協北京市第八屆委員會主席。

【197】王維澄（1929-）：浙江桐廬人。1987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98年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

【198】熊複（1915-1995）：四川鄰水人。曾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新華社社長；1978-1988年任《紅旗》雜誌總編輯。

【199】"兩個凡是"是華國鋒主政時的口號。原句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最早出現在1977年2月《人民日報》以及《紅旗》雜誌。

【200】盧之超（1933-）：江蘇寶應人。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政治組組長、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局長。

【201】江流（1922-）：山東柄霞人。1977-1987年任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室主任、教育長、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

【202】高揚（1909-）：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203】張光年（1913-2002）：湖北老河口人。筆名光未然，著名詩人。《黃河大合唱》的詞作者，文學評論家。曾任中顧委委員，中國文聯黨組書記。

【204】劉賓雁（1905-2005）：吉林長春人。《人民日報》名記者。其1979-1987年間揭露社會問題的報導和報告文學作品，使他成為1980年代在中國有很大的影響作家及記者。1989年以後作為持不同政見者流亡美國。

【205】張顯揚（1936-）：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研究所列寧史達林研究室主任。1987年反自由化運動中被開除黨籍。

【206】吳祖光（1917-2003）：江蘇常州人。著名劇作家、導演。寫有《風雪夜歸人》、《武則天》、《鳳求凰》、《三打陶三春》以及《闖江湖》等劇目。

【207】王若水（1926-2002）：上海市人。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理論家。上世紀80年代初，發表一系列關於"社會主義的異化"的文章。是中國當代知名的倡導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者。

【208】蘇紹智（1923-）：北京市人。政治理論家；1982-1957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

【209】孫長江（1934-）：時任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參與了《光明日報》1978年5月11日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修改，也是《解放軍報》同一主題的重要社論的作者。

【210】指陳俊生的《在改革、開放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鮑彤的《社會主義的幼駒和資本主義的老馬》。

【211】王蒙（1934-）：河北南皮人。文學家。曾任《人民文學》主編、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員。1986-1989年任文化部長。

【212】錢李仁（1924-）：浙江嘉興人。1983年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1985-1989年任人民日報社社長。

【213】梁步庭（1921-）：山東微山人。曾任中共青海省委書記。1983-1988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

【214】尉健行（1931-）：浙江新昌人。1985-1987年任中央組織部部長；1987-1992年任監察部部長、黨組書記。

【215】阮崇武（1933-）：河北懷安人。1985年任公安部部長。1987年任國家科委副主任。1989年7月任勞動部部長。

【216】張曙光（1922-2002）：河北饒陽人。曾任中共河北省委書記兼省長。1986年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兼內蒙古軍區黨委第一書記；1987年離職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