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耀邦被迫辭職

下面談一下耀邦辭職的問題。

胡 耀邦於1987年1月被迫辭職，這個問題外面有不少說法。其中一種說法是說鄧受其他老人的壓力不得不棄胡保趙。我覺得不是這樣。當然，在鄧、胡之間撥弄是 非的人是有的，在鄧小平面前講胡的壞話，這樣的事是有的。但我看不是主要原因。鄧所以要拋棄胡，不是因為受蒙蔽、受包圍，也不是在壓力之下的妥協。主要的 問題是鄧對胡的看法發生了逐漸變化，以至最後對胡不信任了。長一點來說，從1980年以後到1986年，長達五、六年時間，在所謂知識份子中的自由化問題 上，鄧越來越感到耀邦和他不一致。他們之間的分歧，可以說越來越深、越來越大，是自然發展的結果。從1980年以來，鄧每次出面批判自由化，提出反自由化 問題，差不多都是聽了胡喬木、鄧力群向他反映的問題而引起的。鄧和耀邦在這個問題上看法不一致，這確實是事實。在反自由化問題上他們兩個人不一致，主要不 是鄧的偏聽偏信，或缺乏判斷力而來的。即使沒有人在中間撥弄是非，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矛盾、分歧，也是會越來越嚴重，最後這個結果也是避免不了的。

現在可以回顧一下那幾年發生的一些事情。

1979年鄧在理論務虛會【172】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73】的 報告。從那個時候開始，胡和鄧對自由化問題就開始暴露出有分歧，以後幾年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大。1981年7月，鄧小平提出思想理論戰線渙散、軟弱，並講 了一次話；1983年10月，鄧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實際上這些講話都是由於他感到在知識份子中，自由化思潮越來越大。而他 認為胡耀邦是要負責任的，因為這些領域是胡耀邦管的。這些問題胡耀邦沒有提出過，甚至沒有向鄧反映過。而是鄧自己覺察到了，或者聽了胡喬木、鄧力群的信 息，以至自己出面提出解決這個問題。這自然包含著對胡的不滿和批評。

我 想特別講一下清除精神污染問題。我覺得耀邦處理這個問題，大大加深了他們兩人之間的分歧，甚至我覺得這對鄧最後決定和胡分手，有著關鍵性的意義。十二屆二 中全會以後，全國各地傳達了鄧反對精神污染的講話，一時反對精神污染的風刮得很大，確實極左思潮乘機捲土重來。不僅在文化思想領域、經濟領域。甚至人們日 常生活領域，如女同志的髮式、服裝，都在清除精神污染的範圍之內，儼然像是一場文化大革命要來的樣子。當時不僅國內知識界，而且國際輿論，都反映非常激 烈。這年冬天我在美國訪問，不得不到處回答人們的提問，解除人們的種種顧慮。那一陣風大有波及經濟領域、衝擊改革開放政策之勢。那時我和萬里宣佈，經濟領 域和農村不搞清除精神污染，以免干擾經濟領域的改革。還提出不能搞到人們的生活方式上去。這對壓縮空氣起了一點作用。由於這場反自由化不得人心，在經濟領 域、農村領域、科技領域都剎車了。就是在思想文化領域，也沒有搞下去就不了了之。鄧自己也感到那樣的搞法效果不好，流露過這樣的意思。本來這場清除精神汙 染運動，時間不長也就過去了。

耀 邦對這場清除精神污染本來就有保留，有懷疑。搞起來後，國內國際上反映都很不好。可能他為了平息知識界的怨氣，消除國際輿論不好的反映，所以他在1984 年2月和上海市書記們的談話中，以及隨後他會見日本外賓的談話中，都說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不合適，引起了擴大化，以後不用這個提法了。這個問題當時是非 常敏感的。這些話一傳開，自然就會使人們，特別在知識界給人一種印象，清除精神污染搞錯了。雖然耀邦當時專門說了，小平原來說的是反對精神污染，最後宣傳 時走了樣，變成清除精神污染，所以搞了擴大化。意思是錯不在鄧，而是執行的問題。但實際上，根據鄧的講話開展的這場運動，報紙上的宣傳也好，領導人的講話 也好，都多次採用了"清除"的提法，誰都知道這場運動是根據鄧的講話發動的。所以耀邦的這一說法，在人們心目中並不能因此而減輕鄧的責任。

鄧對耀邦這一講話當然是不高興的。鄧小平雖然當時沒有馬上說什麼話，但他反自由化也好，清除精神污染也好，並沒有後退半步。1987年1月15日，在最後解決耀邦問題的黨的生活會【174】上胡啟立發言透露，1984年6月28日，鄧曾單獨找胡啟立談過一次話，鄧說，今天找你來，主要是談耀邦的問題。耀邦不僅是在對待郭羅基【175】、胡績偉【176】、王若望【177】等 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作為党的總書記這方面的軟弱是根本性的缺點。鄧沒有直接找耀邦談，而是要胡啟立轉 告他，並且話說得很重，把對待自由化軟弱作為總書記的根本缺點。這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耀邦在這方面沒有根本性的轉變，是不是還適合作總書記？後來 胡啟立把小平這個話原原本本地轉告耀邦，耀邦卻沒引起注意，沒有認真地對待這件事，這是1984年的事情。

1985 年7月，鄧小平又找了胡啟立、喬石談話，再次說當前值得注意的一個動向就是自由化，始終是這個問題。鄧還說，有些人，指王若望等人，鼓勵耀邦，打著耀邦的 旗子反對我們的內外政策。你們告訴耀邦，要他多講講反對自由化的問題。啟立和喬石按照小平的吩咐，在北戴河向耀邦和我分別作了彙報（1984年的那次，胡 啟立沒有告訴我，我是在生活會上知道的）。我當時認為，既然鄧一再強調這個問題，書記處應該開會認真討論一下，對鄧也好有個交待，我向耀邦提出這一建議。 當啟立向耀邦請示何時開會時，耀邦卻說他要去新疆，後來也確實去了新疆，當然這件事也就拖了下來。當時他應當把這件事辦完再去新疆，但他沒有重視這件事。

小 平1985年為什麼又講這個話呢？我看大約與1984年12月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有關。這次大會是在清除精神污染不了了之、國內外議論都不好的情況下召開 的。當時根據耀邦的意見，中央對這次會議的致辭，沒有提及反精神污染，沒有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討論致辭時，耀邦還說要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 慢慢消失。對作協的人事安排，也決定組織部不要干預，選上誰就是誰；同時還強調創作充分自由，這些無疑都是對的。問題是在當時那樣一種氣氛下，在清除精神 污染中受到批判、挨整的人，自然會在這種會議上發洩自己的怨氣，對那些積極反對精神污染的人，講了一些偏激、過頭的話。在人事問題上，那些思想較左、清汙 積極的人，幾乎全部落選。這當然使胡喬木、鄧力群他們感到難堪，也引起一些老人的不滿。這些都會給鄧小平一個印象：這是文藝界一些人在耀邦縱容下，對鄧的 清汙不滿情緒的一次發洩。因之他又要啟立、喬石向耀邦傳話，要他多講反自由化。話講的非常重，說打著耀邦的旗子，反對我們的內外政策，意思就是打著胡的旗 子反對鄧小平。但耀邦也沒有認真對待。這種事在過去，按規矩應在書記處認真討論一下，耀邦應有一個表態，然後到鄧那裏談一次。因為那時總的情況是，你不可 能在鄧以外唱一個反調，當然有些意見可以向鄧談。當時耀邦為什麼不引起重視，為什麼那麼不認真，這在我腦子裏一直是個問號。可能他認為鄧的搞法不合適，自 己沒有錯，不願改；找鄧談也說不清楚，鄧也不會接受他的意見，所以採取回避的態度。

總 而言之，這些事會使鄧加深耀邦在反自由化上與他距離越來越遠的印象。從1983年10月鄧提出反對精神污染，到1985年7月鄧說國內外有些人打著耀邦的 旗子搞自由化，這個時期圍繞著肯定還是否定清汙的問題，他們之間分歧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大，也可以說他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了。

耀邦下臺以前最後一次爭論反自由化問題，是1986年9月十二屆六中全會閉幕時，要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設精神文明決議【178】時爆發的。決議初稿是耀邦主持寫的，稿子上原來沒有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在北戴河討論時，胡喬木、鄧力群主張加上反自由化的內容，當時多數人包括我在內，也贊成加上。耀邦作了妥協，加上了。但在十二屆六中全會分組討論時，陸定一【179】和其他幾個人表示不同意這樣的內容。在決議提交全會通過的時候，陸定一即席作了一個發言，他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四人幫"整人時用過的提法，不宜採用。陸的發言博得了與會者的一些掌聲。王震、薄一波【180】發言主張保留反自由化，也博得了一些掌聲。耀邦作了模棱兩可的表態。我當時也簡單作了一個表態，意思是稿子討論了多次，大多數人主張保留，我也贊成不作改動了。
接著，鄧小平極其嚴肅地講了一席話。他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也最堅持，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不管它什麼時候用過，誰用過，無關重要。這樣就一錘定音了，隨即全會舉手通過了這個決議。

顯 然，會議是耀邦主持的，他是總書記，他在這個會上表態模棱兩可。最後鄧出來講話，這自然是對耀邦不滿。後來在如何傳達會議精神時，耀邦佈置只傳達會議通過 的決議，沒有傳達討論的情況和鄧的講話，後來在這個問題上薄一波攻耀邦攻得很厲害，責問為什麼不傳達鄧的講話？這次會議上的爭論，鄧表面上是對陸定一的批 評，實際是對耀邦不滿。因為鄧清楚，陸的觀點就是耀邦的觀點。耀邦多次說過，自由化這個概念不很準確。所以鄧的這個講話也是對著耀邦的。

不 過我要說，在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的這場爭論，對於鄧對胡的態度來說，已經沒有意義了，下面我要講。因為在這之前，鄧已經作出決斷，把耀邦拿下來。不過當時打 算採取平穩過渡，不是後來採取的方式，而是通過十三大來換人。所以這次會上鄧雖然對胡不滿，但對鄧要不要胡繼續做總書記，已經無關重要了。總之，主要是在 自由化問題上，鄧對胡越來越失望，越來越不信任。

除 自由化外，在其他方面鄧對胡也有些批評。比如說鄧認為胡處事不持重（在當總書記前鄧就認為他有這個弱點）。在外事上，處理與朝鮮的關係過熱，隨意答應朝方 的要求。他一回到北京，鄧就把它否定了。又如對日本，他去訪日本時，事先沒有討論就主動邀請日本三千青年訪華，鄧當時就很不以為然。但胡作為總書記已經邀 請了人家，也不好改了。耀邦同日本中曾根【181】以 個人名義書信來往，還舉行家宴，鄧也不以為然，並批評說，中國從不搞個人外交，看來我們一些人和中曾根打交道還缺乏本領。這也是批評耀邦的。但我認為所有 這一些，對鄧與胡的關係沒有什麼大的影響，因為鄧對胡的優點很清楚，缺點也很清楚，像這些事不算什麼。他批評胡，不影響對胡的信任，不影響對胡的基本看 法。

除自由化外，在鄧與胡的關係上起的作用比較大的，還有一件事情。是1985年1月耀邦與陸鏗【182】的 談話。1985年7月，鄧找啟立、喬石那次談話就指出，耀邦和陸鏗的談話很不象樣子，陸鏗借恭維耀邦的手法，攻擊我們的內外政策，耀邦這個人嘻嘻哈哈，用 詞很不嚴肅，完全是一種迎合。這件事當時沒有告訴我，我忙於其他的事也沒有注意。到了1986年夏天，鄧小平對楊尚昆說，耀邦和一個記者的談話你知道不知 道，要他找記錄看看。尚昆從北戴河回來告訴我這件事，說鄧小平認為耀邦與陸鏗的談話十分出格，鄧看了非常生氣。後來尚昆讓中辦送了一份給我看。

陸 鏗是個老資格的報人，曾被劃為右派，1978年申請去了香港，後來在香港《百姓》雜誌任總編。他去採訪耀邦的時候，說他這次來並不單純為了自己的報紙、雜 志，而是為了讓全世界更好地認識耀邦先生。他說耀邦的形象關係到國家的形象，並說耀邦是最開明的、不搞陰謀詭計；心直口快，是坦率、開明的領袖；豁達大 度，通明透亮，通達明白，虎虎有生氣等等，恭維耀邦。陸鏗還向耀邦說，你為什麼不趁鄧老爺子還在的時候，把軍委拿過來，你當軍委主席。如果不 是這樣，將來軍方頭頭反對你，你能控制這個局面嗎？當時耀邦回答說，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他說，我和紫陽兩個現在忙於經濟和黨的問題，軍隊裏論資排輩很厲 害，同時現在又不打仗，讓小平擔任這職務，我和紫陽可以集中精力抓經濟和黨的工作。採訪中陸鏗還指名道姓地說了陳雲、王震、胡喬木、鄧力群的一些壞話。這 篇講話引起鄧的不快是當然的，特別是講軍委主席的那一段話，引起鄧很不高興。鄧會認為耀邦在思想深處是同意陸鏗的說法的。耀邦與陸鏗的談話是在1985年 1月。1985年7月鄧找啟立、喬石，要他們向耀邦傳話就提到與陸鏗的談話。到了1986年夏季北戴河時鄧又提出這次談話，並且在一些老人中談這件事，如 與楊尚昆談了這件事。

一 個是反自由化問題，一個是與陸鏗的談話，使鄧小平對胡耀邦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或者可以這樣說，他們之間的根本分歧主要是在反自由化問題上，與陸鏗的 談話促使鄧下決心換耀邦。這是我的分析，我的猜測。前面說過，耀邦是1987年1月辭職，實際上，至少是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期間（或者更早些），鄧就 最後下了決心。從這以後鄧小平批評耀邦同陸鏗的談話就逐漸傳開了。當時耀邦恰恰在歐洲訪問，許多記者問他十三大人事安排和小平同志退不退的問題。耀邦確實 有些話說得不好。一些老人到處散佈或猜測說，耀邦是在製造要鄧退出的輿論，這也會影響鄧對胡的看法，特別是和與陸鏗的談話結合起來。正是由於這些原因，鄧 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對楊尚昆等一些老同志說，他犯了一個大錯誤，就是看錯了耀邦這個人。這是帶結論性的一句話，並向他們透露十三大胡不能再連任總書記 了。所以耀邦不再任總書記，是1986年夏季在北戴河時鄧和老人圈子裏已定下來的事。鄧1986年在北戴河與老人們怎麼談的，同什麼人談的，我不知道，到 今天也不清楚。但從那時以後，我明顯地感到包括楊尚昆、薄一波等一些老人，對胡的態度有了明顯的變化。過去他們對胡也有不少議論和意見，胡的一些講話他們 不以為然，但表面上還過得去，對胡還有一定的尊重。這時對胡的不尊重、不滿意、不買賬就表面化了。這時耀邦正為十二屆六中全會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設的決 議，但拿到會上討論時沒有通過，不是個別地方修改的問題，不少人表示從大的方面感覺不行，甚至有人提出要不要搞這樣一個決議的問題。鄧力群在這個會上作了 長篇發言，而且拿出了一個修改稿，對原稿大肆刪改的修改稿，大量引用鄧小平的話。鄧力群這個講話和修改稿，鄧小平不同意。鄧說他雖然引用的都是我的話，但 目的是要把我們引導到左的方向。但對原稿不同意的人多，沒有通過。

從北戴河回到北京以後，耀邦通過秘書鄭必堅【183】來 告訴我，他認為仍然需要搞這樣一個檔，但大家意見這麼多感到很為難，希望聽聽我的意見。我表示我原來也有現在需要不需要搞這樣一個檔的想法。既然耀邦 認為需要搞，我支援搞。對大家的意見，能吸收的就吸收，再做些工作，爭取通過。我贊成搞，而且積極支持搞。後來這個決議幾經修改，最後通過了。

在 中央十二屆六中全會討論決議稿的時候，除了前面講的對反自由化有爭論外，還有一個是不是要寫上培養有共產主義覺悟的人的問題，即是不是要在全國範圍內進行 共產主義教育的問題。胡喬木、鄧力群主張要上，陳雲批示同意。當時耀邦和起草小組的同志不贊成寫。他們認為在全國人民中（不是只在黨內）進行共產主義教育 有些不符合實際，有點脫離實際。但陳雲已有批示，不很好辦。當時我建議用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184】上一段話作為理由建議不寫。毛主席說："我們的體系是共產主義的，但現階段的政策是新民主主義的。"胡耀邦同意，於是就用耀邦和我兩個人的名義寫了封信給小平和陳雲，鄧很快就批示表示同意，陳雲也不再堅持，這件事也就過去了。原文我記不太清楚了，當時於光遠【185】在場，鄭必堅是起草這個檔的，他們會記得這件事。

在 這段時間，一些老人對耀邦在外事工作、經濟工作、指導整黨，以及工作作風方面的議論已經半公開化了。這同北戴河的背景有關係。他們還說胡不集中抓黨的建 設，過多地管經濟事務；說一個共產黨的總書記不該熱衷於到資本主義國家訪問。對報紙宣傳他幾年批閱幾千封群眾來信，幾天跑了多少個縣也不以為然，甚至作為 笑談。總之這個時期議論耀邦這也不好，那也不是，幾乎是半公開化了。同時，凡是耀邦在書記處會上提出的意見，大多遭到老同志的抵制和拒絕。就當時情況看， 耀邦主持工作已非常困難了。

十 二屆六中全會開了以後不久，耀邦告訴我說，最近小平和他談了一次話，說到十三大時鄧要辭去政治局常委和顧問委員會主任，由耀邦來接任這個職務，總書記由年 輕一些的人來擔任。鄧對胡說，這可帶動一大批老同志退下來。耀邦還說，他在鄧那裏建議總書記由我來接，因為我比他年輕一些，讓更年輕的人來接現在還不行。 因為鄧從未和我談過這些事，他退不退啊，耀邦做什麼啊，是耀邦跟我說小平跟他說的，所以我不好講什麼。至於推薦我當總書記，我當時就對耀邦說，我多次說過 在中央現在的領導人中，60一70歲這個年齡杠杠的，總書記只有你（指耀邦）去做，我和你是一個年齡線的，你不做怎麼叫我來接？要接只能由年輕人來接。我 還說，如果你認為年輕人還接不了，時機不成熟，也可以考慮暫時不設總書記，由政治局常委輪流主持常委和政治局的工作，這樣也有利於培養年輕的同志。耀邦聽 了以後認為我的意見可以考慮。我當時之所以這樣說，因為這不是什麼正式的談話，而是轉述鄧的意見，而且是他向鄧的建議。更主要是，因為我確實不願意做總書 記，願意繼續做總理，把經濟改革抓下去。胡當時轉述鄧的講話的時候，表情非常平靜，很正常，完全看不出有任何不愉快的表現。

十 二屆六中全會以後，耀邦情緒很好，工作興致仍然很高。視察江蘇、視察上海，跑了許多地方，發表了很多講話，報紙上作了非常顯著的報導。從他同我談話時的表 情和他積極到各地視察，以及12月間我同他一起處理上海學潮，沒有發現他情緒有什麼不正常。所以我感到，鄧同他那次談話，他只是理解為就是為了年輕化，鄧 退下來，他接鄧，帶動一批老人退下來。很可能他就是這樣理解的，完全沒有覺察到鄧對他的態度已經有了根本變化。

1986年12月，一些城市鬧起了學潮。上海鬧得很大，不僅上街遊行，而且衝擊了市政府。這件事震動了鄧小平。他於12月30日召集耀邦、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和我到他家裏，就學潮問題講了一篇話。他說，這次學潮不是偶然的，是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放任的結果。他點了方勵之【186】、王 若望的名，並且責問耀邦，他早就說過要開除王若望的黨籍，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辦？對處理學潮他主張採取堅決的措施平息，甚至可以採取專政的手段，沒有專政 手段是不行的，當然使用時要慎重。他這篇講話實際上把學潮的責任，完全歸到耀邦的身上，也是1984年以來兩人對自由化問題分歧日益加深的情緒的一次爆 發。

鄧 這次講話的記錄稿，當時就印發到一定的範圍，所以很多人也就知道了。1月4日，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鄧家裏開會，我大約10點鐘到達，那時陳雲、萬里、 楊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已經到了。等到齊後，鄧就拿出一封信讓大家傳閱。這封信是耀邦寫給鄧小平要求辭職的信。大意是說，幾年來主持工作不夠謹慎，辦 了許多糊塗事，內事外事都有。主要講他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軟弱無力，旗幟不鮮明，所以助長了自由化思潮的氾濫，做了一些壞傢伙的保護 傘。鑒於錯誤嚴重，請求讓他下來，清理思想，向黨作出交待。

到會的人傳閱這封信以後，鄧就說應該同意胡的辭職，當時會上沒有人表示不同意見。

鄧接著說，耀邦下來以後，十三大以前，由我、薄一波、楊尚昆、萬里這四個人主持常委工作。我當時建議應該有胡啟立，因為胡啟立當時是書記處常務書記，書記處的日常工作是他管的，鄧也同意了。這就是後來由我作組長的五人小組【187】，一直到十三大以前，代替常委主持日常工作【188】。 鄧還提出對耀邦可作軟處理，仍然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避免國內外的震動。他還說由中顧委出面，以召開生活會議的形式，對耀邦進行批評、幫助。然後以政治局 擴大會議的形式，不以全會的形式，宣佈接受耀邦的辭職。我當時覺得，不召開全會，並不是擔心通得過通不過，而是為了儘量減少震動，是從軟處理考慮的。當然 這樣做是不符合組織原則的，但他的用意是要既解決問題又不引起大的震動。鄧談了以後，其他人沒有發表不同意見。

陳 雲在這個會上說話較多，比較活躍。他在這次會上非常鄭重其事地宣佈，今天這個會議的決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續的。看來陳雲是很注意這些事的，注意組織原則、 組織手續的。他大概怕人家說政治局會議就能接受總書記辭職會引起國內外議論，所以特別宣佈，這樣做是合法的，合乎手續的。鄧就沒有考慮，不大在意，也不在 乎這樣的事。當然，後來對耀邦這樣的處理，特別是顧委會生活會對耀邦的批評，在國內外引起一些議論，認為對耀邦的處理是不正常的，是以非正常的方式撤換領 導人。所以後來對我的問題上也算是接受了這個教訓。我前面已說過，王任重向我傳達時說，鑒於上次處理耀邦問題外面有些議論，這一次要準備好文件，先開政治 局會議，再開全會解決我的問題。

當 時李先念外出在上海，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所以會後鄧要楊尚昆立即去上海，告知這件事，並徵求他的意見。楊尚昆把會議情況告訴李先念以後，李當然完全同意， 求之不得。並對楊說，我早就認為這個人不行。還用了一個很挖苦的話來形容胡，我記不清楚了，大概是說胡這個人就是巧嘴利牙，點子不少。李還說，不久以前耀 邦來上海，那時他已經在上海了，想看看耀邦，竟遭拒絕，架子竟然如此之大，發洩了一通。至於對我代理總書記問題，他表示同意。但要楊尚昆回來告訴我，說" 紫陽這個人學外國的東西太多了，這樣下去不行，要告訴他。"

1987年1月7日，薄一波、楊尚昆、萬里、胡啟立和我開了第一次五人小組會議，研究生活會議如何開。當時商定的意見是會議氣氛還是盡可能和緩一些。當時彭真、薄一波一些老人對批胡在幹部問題上的小圈子--即所謂"團派"【189】問題--很有興趣，提出要在會上批評胡這個問題。我覺得這樣不好，後果會很嚴重，會搞得人人不安，又是以人劃線。我提出這個意見後，大家表示同意，不提"團派"，不提幹部圈子問題。

在 生活會召開的前一天晚上，我去了耀邦家裏。告訴他生活會準備怎樣開，還告訴他在鄧家裏開會的情況，還繼續保留他政治局常委等事。在談話時我也向他提了一些 問題，我說，幾年來在自由化問題上，鄧幾次打招呼，你為什麼不重視，是不是有意和鄧保持距離？他說，他沒有這個想法。我還說，你的辭職公開以後，可能會有 人打著擁戴你的旗號鬧事（因為我當時確實估計會發生這樣的事，所以事先和他打個招呼，以便有所準備）。他說，他會堅決站在黨一邊。後來這些話我在生活會上 發言時講了。

生 活會於1月10日以中顧委名義召開，由薄一波主持。連續開了六個上午，其中有一天是整天。到會的有中顧委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人 大黨員副委員長、政協黨員副主席、以及中央軍委各大部門的首長和黨中央各部的部長。鄧小平、陳雲沒有到會，李先念在上海。鄧力群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系統 地批判了胡耀邦不聽鄧小平招呼，長期放任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其他的發言，都按黨的歷來慣例，從不同方面對胡作了批評。王鶴壽【190】在會上講，他到耀邦家裏去看胡，胡情緒非常激動，說有些老人要整他，還講了其他一些氣話。原本打算把會開得緩和一些，王鶴壽這一講，會議一度氣氛有些緊張。後來和王鶴壽打了招呼，這類事不要再講了，他發言時幸好有些老人不在場。

這 次會上出人意料的是餘秋裏的發言。耀邦和餘秋裏那幾年關係很親密，籌備十二大的時候，胡耀邦要餘秋裏做人事安排的負責人。當時我在國務院那邊，沒有過問這 些事，不知為什麼要餘秋裏來負責十二大人事安排，總之說明他信任餘秋裏。那幾年耀邦不僅和余秋裏一同視察邊防，視察部隊（因為餘那時在部隊工作，任總政主 任）；還同餘秋裏一道視察工廠、油田。有一個時期，在書記處會議上，胡耀邦經常請餘秋裏就經濟問題發表看法，並且常常加以肯定。這可能因為耀邦在經濟問題 上的主張，往往得不到大家贊同，而餘秋裏比較贊成他的意見，所以他是不是讓餘秋裏發言，然後借肯定餘秋裏的意見把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或得到通過？總之，他 們兩個人的關係比較親密。但在這次生活會上，餘秋裏 卻作了一個極其尖銳的批評責問耀邦的發言。他收集了那個時期耀邦在不同場合有關十三大鄧及其他老人們退留的問題的講話和答記者提問，然後當面責問耀邦：你 動機何在？為什麼這樣說？所以余秋裏這個人平時貌似耿直，在關鍵時刻反戈一擊，保護自己，也是他面目的一次暴露。當時他可能覺得，因為他倆關係密切，鄧已 決定和耀邦分手，把耀邦搞下來，他和耀邦關係這麼密切，經常一唱一和，擔心會因此搞到自己頭上，所以想借此機會表白自己。

這次生活會最後，耀邦作了一個檢查發言，承認自己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講到最後情緒非常激動，聲淚俱下，以上就是生活會議的情況。

1 月16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舉手通過的方式批准了耀邦的辭職，並推選我代理總書記。我雖然那幾年在不少場合多次講過這樣的話：在中央領導人當中，60 一70歲這個年齡杠杠的人，只有胡耀邦做總書記最合適。但在1月4日在鄧家裏召開會議時，1月16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時，我對批准耀邦辭職沒有異議，對 由我代理總書記我也只是說我不適合做這個工作，希望儘快找到合適的人接替，沒有堅拒。所以如此，一是要耀邦下來這是1986年夏季鄧和一些老人已內定的 事，雖然我沒有參與這件事，但我已聽說了，而且鄧已和耀邦談過了，耀邦也表示同意，雖然胡不知道把他拿下來的真正原因是什麼。總之，胡已定了要下來，不過 現在是提前了幾個月罷了。二是，12月30日鄧對學潮講的那一番話以後，耀邦實際上已無法繼續主持工作了。前面我說過，1986年夏季以後，耀邦主持中央 工作已很困難，許多老人不買他的帳，他很多建議都得不到支持。特別是鄧講這次學潮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發展的結果，這幾年我要你開除誰誰的黨籍為什麼不辦等 等。這次講話又印發到一定範圍，耀邦已很難主持工作，所以不得不提出辭職。再一點就是，耀邦的問題，胡啟立實際上也受到牽連，讓他參加代行常委工作的五人 小組，實際上也就使胡啟立解脫了，保護起來了。這已經很不錯了，要啟立接耀邦是不可能的事。再說當時一下子也很難找到一個合適的人選。在這種情況下，我不 便於也不應該拒絕接受代理。

在一些人中有一種傳言【191】， 說我在胡辭職前，曾給鄧小平寫過一封信，告了耀邦，說了耀邦的壞話，甚至說我要求鄧小平來解決耀邦的問題。這是完全沒有的事。我在1984年曾就如何健全 黨中央的領導制度問題，也就是如何在黨中央，特別是政治局、政治局常委真正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問題，給鄧小平寫過一封信，也抄送陳雲，這完全不涉及耀邦的問 題。信的內容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龍江省陳俊生【192】同志建議一件，請參閱。

雖然他提出的辦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卻提出了如何保持我們國家長治久安這樣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

目 前我們各方面的情況都越來越好，而且這種勢頭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這還不能說長治久安的問題已經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保持國家根本法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固 然是一個重要方面，但我國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只從憲法上考慮，恐怕還不行。我認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領導體制上著力，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現 在趁您和陳雲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國內外大政方針已定，在您的倡導和決策下，各項工作已走上正軌，當前的確是我黨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正因為這 樣，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慮解決這一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千秋萬代的重大問題上，為我們黨制訂必要的領導制度，並親自督促付諸實施，使之成 為習慣，形成風氣，不因人事的變化而變化，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以上建議妥否，請酌。
此致

敬禮！
趙紫陽
1984年5月26日訪歐前夕

要 說向中央、向鄧小平寫過有關中央領導問題的信的話，就是這麼一封，再沒有別的信了。我就陳俊生的建議寫了這封信，是因為當時我感到在剛剛粉碎"四人幫"之 後的那幾年，中央領導在對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進行反思時，常常談到要從根本上防止這種悲劇重演，必須解決党的領導制度問題，防止權力過於集中和個人專斷。 但十二大以後，由於整個國內形勢比較好，越來越好，逐漸地談這樣的問題比較少了，淡薄了。但實際上儘管我們實行了改革開放；儘管我們的經濟有很大發展，人 民生活有很大提高；儘管當時中央內部的民主作風有很大的改變，很大的好轉，但作為一種領導制度，全會也好，政治局也好，常委也好，作為領導制度來說，並沒 有解決，差不多還是原來那個樣子。所以我覺得還有重新提出這個問題的必要。如果這個問題不趁現在形勢比較好的時候解決，即使現在的中央領導班子不出現問 題，也難以 保證以後的中央領導班子不出問題。所以我這封信是從這樣一個角度考慮來寫的，不是針對哪個領導來講的；完全不是感覺到當時中央領導制度已經出現了什麼嚴重 問題。沒有，當時情況還是比較好的。但現在好不等於將來就好，因為制度沒有解決。所以，完全不是針對現在領導班子有什麼問題，更不是對耀邦或哪一個領導 人。既不是認為耀邦有了什麼問題而提出解決領導制度的問題。也不是由於耀邦比較開明，就沒有必要來健全和改進中央領導制度問題。耀邦這個人比較隨和，比較 開明，能夠聽取不同意見；對人比較寬厚，不喜歡整人，可以爭論，甚至可以吵架。我過去也多次講過這樣的話。但並不因為他比較開明，就不考慮中央領導制度的 問題。因為他也是七十歲的人了，老人走了他能搞多久，也很難說。將來新的領導人怎麼樣也不知道。總之，不是靠人而是靠制度。我在生活會上講過這些話，毛主 席有晚年問題，史達林有晚年問題，像他們這樣英明的領袖人物尚且如此。所以不能靠人，而是靠制度；只有把制度搞好，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我寫這封 信，中心意思就是要把中央領導制度的建設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當時我也只是提出這個問題，究竟這個領導制度怎麼搞，我也沒有具體設想，這需要很好地探索、研 究，然後提出具體方案。所以，外面的傳言，實際上沒有這樣的事。

我 也想過，為什麼沒有的事而外面有傳言？可能因為在批評耀邦的生活會上，我在發言中批評耀邦不遵守集體領導和党的紀律的時候，說過在1984年給小平寫過一 封信，要把健全黨中央的領導制度的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但是沒有講信的內容是什麼。在發言中我講了要靠制度，不要靠人，人是會變的，沒有一個好的制度，即 使像史達林、毛主席這樣的偉大人物都發生了問題。可能是這樣，我說過給小平寫過信，但沒有說信的內容是什麼，而發言中在批評耀邦時又講到遵守民主集中制、 遵守黨的紀律。可能就把我在生活會上批評耀邦時說的一些話，猜測成我寫那封信的內容了，大概就這樣傳開了。

還 有一種傳言，這個傳言的範圍沒有前面那種那麼大，我也是很晚才聽到的。耀邦在十三大以前不斷講到老人退不退的問題，於是有一種傳言說，有一次鄧小平當著耀 邦和我的面說，十三大自己要退，耀邦就說舉雙手贊成。而我說你不能退，無論如何不能退。這件事就更加使鄧感到胡這個人不好。這是完全沒有的事。

前面已經說過這個過程。在耀邦下臺以前，也就是說，在具體負責人事安排的七人小組【193】開始議論老人退不退、誰退誰不退、怎麼退以前--也就是耀邦下臺以前--鄧從來沒有在我面前，或在我和耀邦二人面前講過他退與不退的問題。

我 第一次聽說鄧表示要退出政治局常委和顧問委員會主任，是在1986年夏季以後，耀邦告訴我鄧和他談話的內容。鄧小平向他說，十三大鄧不再進常委和當顧委會 主任，由胡來接任。總書記找一個更年輕的人來擔任。這是耀邦告訴我的。所以就不存在鄧向我們兩個人徵求意見，胡舉雙手贊成，我表示挽留的問題。

我確實挽留過鄧，不贊成他退出常委，那是1987年的事，也就是耀邦下臺以後的事，那時我已代理總書記了。因為鄧還要管事，與其在常委外面管，不如在常委裏面管，前面我已經說過這件事了。

耀 邦訪問歐洲期間，在答記者時多次講到鄧退不退的問題。他講這些話是不是刺激了鄧小平，引起小平的猜疑，這我不敢講。我當時也有些感覺，覺得因為他的身份， 有些事應該回避，何必對這個問題議論太多呢？他應該慎重些才好。他的這些話即使鄧有些不高興，那也不是主要的，影響不大。對他們兩個關係影響大的，還是前 面講到的兩件事：一是反自由化，一是陸鏗的談話。

這裏順便再講一件事。1983年3、4月份，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會上，陳雲對耀邦的一次批評引起的一點風波。雖然這件事和耀邦1987年辭職沒有關係，時間隔得很久了。但社會上也有很多傳說，甚至說這件事和我有點關係。

那 次政治局常委會，主要是向常委作一次經濟工作的彙報。其目的是鄧小平那一段覺得這兩年年年指標訂得比較低，結果超額完成很多，他認為這樣不好。但是我和計 委的同志覺得指標高了沒有好處，還是留有餘地好，所以彙報一下把道理講清楚。那次是由姚依林和宋平代表計委彙報的，彙報以後我講了一些話，除了同意他們的 意見外，主要講了這幾年我們的財政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減少很多，這些是不得已的，也是正常的，因為帶有還賬的性質。但長此下去不行，中央財政過不 去。

我 講完還沒有來得及討論，陳雲突然拿出一個事先準備好的講稿，針對耀邦那一時期對經濟工作的講話，提出了十條或者七條批評意見，話講得很尖銳。比如，耀邦講 財政部說年年有赤字是嚇唬人的。陳雲講赤字不是假的，是真的！對耀邦講第一個五年計劃主要搞了大企業；對中、小企業注意不夠的話，也提出了批評，總之有七 八條意見。因為耀邦事先毫無精神準備，所以陳雲這一番話講下來，他一句也沒有辯駁。只是說他有許多錯誤，要好好考慮。看來陳雲是長時期對耀邦在經濟工作的 講話不滿意，憋了一肚子氣，大概是一吐為快吧。小平不願意在這樣的場合批評耀邦；也不願在這個問題上爭論，而且思想上毫無準備，所以我看他當時的表情不太 高興。他只說這些問題以後再說吧，今天主要是聽彙報。這樣，這個問題就沒有再繼續下去，其他人因陳雲同志一講也不好發表意見。但在這個時候，胡喬木站起來 說了幾句話，他說陳雲同志所批評的耀邦講的那些話，在各地流傳很廣，對經濟工作有很大的干擾，建議召開一次省、市書記會議，來打個招呼。當時，小平同志只 是說，那好，你們再商量一下吧。

過了一兩天，胡啟立忽然跑到我家裏，告訴我發生了這樣一件事：鄧力群沒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把常委會上陳雲批評耀邦的那篇講話在新華社的一個全國性會議上傳達了。胡啟立覺得這樣做很不好，我也覺得不好，這會引起全國思想混亂。 這事耀邦不好講話，於是我就出面干預，給鄧力群打了電話，批評他這樣做不對，並要新華社把鄧力群的講話收回，不得向外擴散、傳達。後來我去了天津。從天津 回來後，耀邦到我家裏來，說小平同志考慮後說，那個會議不開了。我估計小平認為如果開會一傳達，那影響就大了，所以決定不開了。

同 時，耀邦還說，現在外面有些傳說，說中央要出事了。我當時覺得耀邦是不是太緊張了？我對他說，你不要聽外面那些話。據我的看法，陳雲同志主要是對你幾年講 話憋了一肚子氣，趁此機會發洩一下，講完也就完了。另外，你不要有別的想法，現在我們是在一條船上，要同舟共濟。我不相信胡喬木、鄧力群他們有什麼野心 （我當時這樣看）。我說他們是文人嘛。至於陳雲更不會有什麼野心。我們現在要同舟共濟，不要有別的想法。耀邦同意我的講話。不久我見到胡啟立，他告訴我， 耀邦那天同我談話後非常高興，說紫陽那個話講得好，現在我們就是要同舟共濟。這件事情況就是這樣。當時社會上可能傳開了，說政治局常委會上，大家批評了耀 邦。其實沒有，就是陳雲講了篇話，因為涉及耀邦，大家都不好發言。本來，我同耀邦在經濟工作上有不同看法，對耀邦到處亂說話也有意見，但我認為這些問題在 這樣的場合講不合適，所以沒有說話。

過 了幾天，鄧小平找我和姚依林談話。鄧說，原來就耀邦問題要開個會，後來他考慮影響太大就不開了。還說耀邦這個人有很多缺點，但還是要扶持。我當即就表示， 我完全同意，我說我多次說過，中央領導人中60-70歲這個年齡杠杠中，只有耀邦沒有別人。小平接著批評了姚依林，因為在這之前，姚依林和宋平曾給常委和 鄧小平寫過一封信，說耀邦到處亂講話，同十二大精神不符，使計委工作很難辦。鄧小平對姚依林說，你這封信有情緒。姚依林當場就承認錯誤說，是，我是有情 緒。

註︰

【172】 "務虛"是毛澤東創造的新名詞，指通過漫談，對現有官方理論不能解釋的事物重新釋義，藉以統一宣傳口徑，並非學術性的理論研討會。這次著名的"理論務虛會 "的時間是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開始由胡耀邦進行解放思想的動員，最後由鄧小平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收場。鄧作收場的報告時間 是1979年3月30日。

【173】 "四項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以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四項基本原則是鄧小平時代中共控制意識形態的最初的底線。後 來，由於中共在實踐中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和"馬列主義"的態度日漸顯露，因此"四項基本原則"在近來的官方檔中已經鮮有提及，四個原則已經濃縮為一個 最高原則--堅持一黨專政的原則。

【174】 "生活會"，亦稱"組織生活會"，是指中共黨支部（黨小組）成員以"檢討思想、總結經驗教訓、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為內容的黨內生活制度。這種生活會一般 每季度或半年召開一次。中共最高領導人之間一般極少開"生活會"，除非在党的領導人之間出了嚴重的不協調，必須通過鬥爭來統一思想或進行改組。

【175】郭羅基（1932-）：江蘇無錫人。倡導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者。1979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一文，被認為是為剛判刑的魏京生辯護，引起鄧小平的不快。

【176】胡績偉（1916-）：四川威遠人。中共黨內倡導新聞自由的代表人物。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時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89年"六四"事件中胡績偉反對武力鎮壓學生，被撤銷一切職務。

【177】王若望（1918-2001）：江蘇省武進人。曾任《文藝月報》副主編；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被平反，任《上海文學》副主編，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89年"六四"事件中被捕入獄14個月。

【178】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1986年9月28日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

【179】陸定一（1906-1996）：江蘇無錫人。文革前長期擔任中宣部長。文革後轉變，有自由主義思想。1980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顧問，1982年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

【180】薄一波（1908-2007）：山西定襄人。1979-1982任國務院副總理。1982-1987年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當時主任是鄧小平）。是當時黨內極具影響的元老之一。

【181】中曾根康弘（1918-）：日本自由民主黨政治家。1982-1987年是日本首相，在任期間與外務大臣安倍晉太郎一起改善了日本與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182】陸鏗（1919-2008）：雲南昆明人。著名報人，時任香港《百姓》雜誌社長。《百姓》1985年6月出版的陸鏗《胡耀邦訪問記》引起鄧小平對胡耀邦的猜忌與不滿。

【183】鄭必堅（1932-）：四川富順人。時任胡耀邦秘書、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研究員。1992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97年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

【184】 這是毛澤東一九四?年一月九日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代表大會上的講演，其內容是毛澤東對中共未來政權的設想，後成為中共建國的理論根據。《新民主主義論》 中說："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 不是舊範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範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所謂"舊民主"是指資產階級民主；所謂"新民主主義"字面意思應該是 具有社會主義成分及傾向的一種民主形式。中共奪取政權以後的事實證明，"新民主主義"只是中共爭取中間力量特別是知識份子和資本家時所使用的口號，在歷史 上並不具有實際意義。

【185】於光遠（1915-）：上海市人。曾任國家科委副主任；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

【186】方勵之（1936-）：浙江抗州人。天體物理學教授，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第一副校長。1987年因同情學潮中大學生的民主訴求被撤職和開除黨籍。

【187】"五人小組"：1987年1月胡耀邦被迫辭職後到1987年10月中共的十三大召開前，臨時機構"五人小組"代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職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組長趙紫陽，成員有薄一波、楊尚昆、萬里、胡啟立。

【188】用鄧小平指定的"五人小組"來取代中央全會選舉產生的政治局常委顯然是違反黨章的，但實際上是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的慣例，其淵源可以追溯到史達林。實質上是絕對權力掌握在個人手中的一種表現。

【189】"團"是指"共青團"、"團派"是指出身於中國共青團的中共領導幹部圈子。除傳說中的相助提拔關係以外，沒有證據表明"團派"在黨內具有什麼與眾不同的政治主張。

【190】王鶴壽（1909-1999）：河北唐縣人。時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第一書記由陳雲兼）。

【191】指吳江所著《十年的路》。該書由香港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1995年出版（第一版）。

【192】陳俊生（1927-2002）：黑龍江樺南人。1978年起先後擔任黑龍江省委常委、秘書長，省委書記。1984年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1985年起任國務院秘書長，1988年任國務委員；1998年任政協副主席。

【193】 "七人小組"由鄧小平指定負責籌備中共的十三大人事安排工作的臨時機構。其成員有薄一波、楊尚昆、王震、姚依林、宋任窮、伍修權、高揚。開始七人小組直接 對鄧小平負責，1987年7月7日鄧小平才宣佈七人小組受五人小組領導。（《鄧小平年譜》下冊，第11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