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探索反腐敗的道路

關 於腐敗和反腐敗的問題，這是1988年形勢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如何看待和解決這個問題，如何把反腐敗、廉政建設的問題作為一個契機，把改革開放推向深入， 而不是被反改革的人作為藉口恢復舊體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前面已經提到過，1988年春節我在廣州看到一些材料，在改革開放中發生了不少權錢交易這 類事。不能說這是改革開放帶來的，但也應該承認，這同經濟轉型時的環境有關係，不能回避這個問題。當時我提出"經濟要繁榮，政府要廉潔"。認為解決腐敗問 題非常重要，不注意會給反對改革的人一種口實，人民群眾也不滿意，後果很嚴重。鑒於這是新形勢下產生的，解決這個問題不能用老辦法。首先要研究清楚產生這 些問題的原因，才能有效解決問題。比如香港這個地方，六十年代以前腐敗非常嚴重，執法部門很腐敗。七十年代搞了一個廉政公署，有個電視片叫《廉政風暴》。 這以後腐敗的情況就好多了。這是經濟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發生的，後來文官、員警素質提高了，相應的工資待遇也提高了，情況就變了，現在的香港員警同過去大 不相同。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有類似情況，開始發展市場經濟就會出現錢權交易。隨著經濟的發展，法制的健全，民主制度的建立，情況就好了。東盟國家就有類似情 況。

我 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在解決腐敗問題上應該搞得好些。現在搞市場經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乾淨，但無論如何不能使腐敗氾濫。這個基本的想法要著手研究。1989 年1月，香港《大公報》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好像是《試析大陸的腐敗》。這篇文章倒是對大陸的腐敗作了一些系統的研究。我專門把它轉給鮑彤，並寫了幾句 話，說這是一篇專門研究腐敗的文章，我覺得我們很需要組織一個小組專門對腐敗問題進行研究、剖析，提出自己的對策，寫出有說服力的文章。這反映了我當時的 思想，認為這個問題要系統研究，把它弄清楚，才能提出解決的辦法。用老的辦法是不行的。如果為了防止腐敗放棄改革開放，因噎廢食，再回到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不行。像解放初三反五反的辦法，用殺幾個人來解決問題，也不行。

這 種腐敗是在經濟體制轉型、社會轉型過程中發生的。一方面過去舊體制削弱了、破碎了，但新的秩序還沒有建立起來，就產生了這個問題。所以要真正解決這個問 題，根本上是必須進一步進行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譬如權錢交易，現在經濟搞活了，有了商品經濟，有了市場，許多企業、單位要參與市場競爭，但權力卻仍然壟 斷在政府部門手裏。就是經濟體制改革，還沒有完全轉軌，還保留了很多計劃經濟時代的東西。參與市場競爭的主體，如果能得到掌權機關的照顧，就能以不平等的 條件與別人競爭而獲取暴利。又譬如通過一些主管部門把計畫內物資變為計畫外物資，即用計畫價格從物資部門取得商品，以市場價格出售，就可以獲得很大的利 潤。再如誰如果能得到批件，出口某些產品或進口某些商品，他們利用這個差價就能獲得暴利。在上述情況下，官商勾結，金錢權利交易，使一些部門、單位以不平 等競爭牟取暴利，它就可以拿出一部分來進行賄賂。所以解決這個問題只有深入改革，實行政企分開，政府能下放、應下放的權力儘量下放，進一步解決權力壟斷和 權力集中問題。這樣官商勾結和權錢交易的土壤就減少了。這類的問題根本上要從改革中解決。

還 有制度化問題。商品經濟需要有相應的制度。稅務所、公安派出所、銀行營業所等等，各種各樣的基層執法單位，如果辦事規則公開，辦事結果公佈，提高辦事透明 度，使人民知道，那麼徇私舞弊的現象就會減少。譬如說黑龍江有個地方，那裏銀行的農業貸款每年公佈，貸給誰，收回多少，大家都知道。這樣就得到人民的監 督，讓人民參與。辦事愈不公開，愈容易作弊。反腐敗應該在制度方面建設。當時北京市東城區在這方面有些措施我很有興趣。還有河北的一個縣，也很受人民擁 護。

反 腐敗從根本上說，還必須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工業化國家在發展初期往往貪污盛行。一方面是經濟高速發展，另方面政治權力高度集中，官員行為得不到監督。沒 有輿論監督，執政黨沒有監督，官員很容易腐敗。隨著民主政治的建設，政治多元化，廣大人民的參與，實行輿論監督，情況會逐步得到改變。像東盟一些國家情況 就是這樣，臺灣地區也類似。隨著經濟基礎變化，上層建築也相應改革，政治建設要跟上去，主要是解決透明度和人民監督問題。這裏面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歸根 結底是一個司法獨立的問題、法治的問題。市場經濟、商品經濟必須是法治化的，法律保證的，法律規範的。如果法律不健全，或者執法不能獨立，各種干擾不能排 除，那也很難辦。這裏有個法制建設的問題，有個司法獨立的問題，黨政不能隨便干預的問題。這些問題在當時的書記處會議上我都提到了。

以 上就是我當時對反腐敗問題的考慮。中心意思一是要重視，二是不能用老辦法來解決，只能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我在1988年3月黨的十三屆二中全會上對反腐 敗有過詳細論述。"六四"以後李鵬他們在批判我的時候，說我講改革開放腐敗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說我對腐敗採取放任態度。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無 詞。事實是1988年反腐敗在我腦子裏占著很重要的位置，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1988年3月十三屆二中全會、6月政治局會議，我都講了反腐敗問題。在 這期間我還開過多次座談會，專門聽取基層的經驗。我是在積極探索反腐敗的問題，想找到一條真正解決腐敗問題的道路。我說過工業化國家在發展商品經濟初期往 往發生這個問題，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在解決腐敗問題上比他們做得好。李鵬他們斷章取義作為我的一條罪狀，真是毫無道理。

現 在看來，時至今日這個問題依然存在。如何對這個問題做科學的分析，弄清產生的原因，正確認識它，同時採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央。我還是認為，這不是一個孤立的 問題，和我們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建立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秩序是連在一起的。包括法制建設、幹部制度、公務員制度等等都是不可分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