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經濟過熱、軟著陸和治理整頓

第八個問題。關於經濟過熱、軟著陸和治理整頓問題。

1981 年實行進一步經濟調整，當年工農業總產值增長率下降到了4%，從1982年開始經濟增長速度逐步回升，走上了正常發展軌道。1983、1984兩年經濟發 展很好，既有比較快的速度，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也比較適應，各種比例關係日趨協調，經濟效益明顯改善，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當時的情況應該說是好的。

但 是從1984年的第四季度起，經濟發展速度過快，信貸發放過猛、過多，基建規模也過大，隨之物價也上漲得比較多。這些過熱現象一出現，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 國務院就在1985年初提出了加強宏觀控制，收緊信貸，控制基建規模，壓縮過熱的空氣。但由於當時銀行體制尚未進行改革，控制信貸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即自 上而下地規定信貸指標。加上一下子收縮過猛，多方面反映強烈，對經濟的正常運行帶來一些困難。當時有這樣一些問題：信貸指標是國務院通過中央銀行下達給各 地省行，結果各地把發的指標，首先用在地方和部門需要搞的那些事情，特別是建設專案，而留下缺口給那些非辦不可的事，最後中央不得不另外增發指標。如糧食 收購，一控制信貸，很多地方就說農副產品收購沒有錢，他把下達的銀行信貸指標用到別的地方去了。這樣就發生一控制緊了，經濟運行就不靈了。因此一度收緊的 銀根又不得不很快放鬆，所以1985年仍然是超高速的增長，雖然年初就提出宏觀控制，實際上沒有解決問題，經濟過熱有增無減。1983、1984年剛剛趨 向寬鬆的經濟環境，又處於一種緊張的狀態。

面 對這樣的情況怎麼辦？有兩種考慮：一是繼續採取過去的老辦法，在1981年調整之後，再來一次調整，緊急剎車，對基建專案大砍大壓。另一種採取逐步緩解的 辦法，當時我用了"軟著陸"這麼一個詞。採用第一種辦法，各方面損失較大，當時整個形勢也不允許這樣做，因為1981年剛剛調整以後，許多基建項目下馬。 現在又要壓，國內國際上影響很大。所以我決定採取"軟著陸"的方針，也就是說，不是通過一年，而是通過今後幾年逐步調整過來。當時確定，今後兩年內繼續實 行較緊的信貸和財政政策，基建規模停止在1985年的水平上踏步，具體基建項目的快慢先後，進行些調整。這樣經過兩年原地踏步就能緩解。實行這個方 針，1986年總的情況是好的。

繼 續貫徹這個方針，情況也是好的。1987年的各項經濟指標，國民生產總值增長10%以上，國民收入也增長10%以上，工業總產值增長了17%以上，農業增 長將近6%，零售物價指數上漲7.3%，固定資產投資、控制基建規模基本上也是好的。雖然預算外基建規模沒有控制住，但預算內基建投資基本上控制住了，增 長不是很多。總的看經過兩年"軟著陸"，情況有所改善，整個經濟環境不再那麼緊張，比之1985年以前有所改善。當時中央和國務院在年終總結時指出，看來 不採取大的調整措施，而以一定的時間，比如兩三年時間來自覺地、逐步地調整，把存在的矛盾緩解下來，這種"軟著陸"的辦法是行得通的。

對 1988年的方針，原來也還是繼續執行"軟著陸"的方針。在1987年9月全國計畫工作會議討論1988年計畫時，我代表中央講了一篇話。指出1988年 要進一步貫徹穩定經濟的方針，突出的是穩定物價，財政、信貸都要從緊，進一步縮小基建規模，控制消費基金的增長，同時要保證生產的穩步增長。1988年經 濟工作總的方針是兩句話，經濟要進一步穩定，改革要進一步深入。方針是這樣定了，為什麼1988年突然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零售物價指數上漲了 18.5%？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對此各方面議論紛紛。一般來講原因是複雜的，也不是偶然的，是多種原因。但是我當時這樣說，現在也還是這樣認為，更直接、更主要的原因，是由於1988年在物價改革的問題上措施不當，出了問題。

物 價改革問題，逐步理順價格的問題，始終是經濟體制改革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我們從來都認為，價格不能理順，價格改革問題沒有解決，我們整個經濟體制改革 的問題就不能說解決了。根據改革發展的需要，考慮到經過1986、1987年兩年"軟著陸"後的經濟形勢，1988年在物價改革上邁出更大一些步子，是必 要的，也是有條件的。但是，當時提出的全面物價改革，所謂闖物價這個難關，即"闖物價關"，無論在指導思想上，在思路上，以及隨之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上，都 是不正確的，造成了一次很大的失誤，使整個經濟形勢發生了逆轉。

事 情是怎麼發生的呢？前面已說過，本來1988年仍然要繼續貫徹前兩年的"軟著陸"方針，但是1988年春天，各方面對物價上漲反映比較強烈，加上實行價格 雙軌制的負作用逐漸顯露出來，人們對權錢交易、"官倒"等現象非常不滿意。另一方面，當時也感到幾年來實行調整和放開相結合的物價改革方針，即調放結合的 方針，物價雖然年年在上漲，但價格嚴重扭曲的狀況並沒有多少大的改變。再加上那個時期小平一再督促我們，要我們下決心闖過物價這一關，認為這一關遲早是要 過的，"晚過不如早過"，"長痛不如短痛"。由於上述種種情況，便產生了一種想法，與其採取這樣小步前進的辦法，物價雖然上升，但並未改變價格不合理的狀 況，不如乾脆有計劃地進行一次較大的物價調整。在一個時期內，譬如說兩三年的時間，準備一定的物價上漲指數，譬如說準備上漲30-50%。以此為代價，在 這樣的幅度內來全面地調整一次價格，把各種商品的價格初步搞得合理些，把它基本上理順，改變價格嚴重扭曲的狀況。

我提出的這個想法在1988年春天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原則通過後，就責成姚依林負責，由國家計委具體研究實施方案。到1988年夏季在北戴河【149】政 治局擴大會議上對姚依林和國家計委提出的方案進行反復討論以後通過了，準備在1988年第四季度或1989年初開始實施。上述這個物價改革方案雖然後來由 於出現了嚴重通貨膨脹，宣佈停止實行，實際上並沒有出臺。但是設計這樣一個方案，提出用這種辦法進行物價改革，在指導思想上，在思路上是不正確的。

前 面說過，十二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在物價改革上採取的是調整和放開相結合的方針。有些物價是政府自上而下進行調整，另一些商品可以放開。同一種商品，計畫 內的一部分由政府調價，另一部分也可以放開，即實行價格雙軌制。這就是說，總的是面向市場，走逐步放開價格由市場決定價格的道路。而這次提出的價格改革方 案，就不是這樣逐步放開，由市場決定價格，而是由政府大幅度調整價格，達到理順價格的目的。這既反映了當時在價格改革上急於求成的思想，也反映企圖以政府 的力量來改變計畫價格和市場價格雙軌制，達到雙軌並軌，或者縮小計畫和市場價格之間的差價。這種思路根本上違背了價格改革的正確方向。因為它不是使價格逐 步由市場決定，而是通過計畫調整來決定價格，實際上走的還是計畫決定價格的老路子。多年來教訓告訴我們，由政府自上而下地調整價格是不可能理順價格的，是 不可能改變價格嚴重扭曲的狀況的。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沒有發生嚴重通貨膨脹，這一改革方案（即使）得以出臺和實施，（也）是決不可能解決問題的，搞得不 好，物價改革會有走回老路的危險。

引 起1988年嚴重通貨膨脹的更直接原因是，在物價方案剛剛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具體的實施方案尚未制訂出來，何時出臺還沒有最後確定，媒體就大肆宣 揚起來。一時間，"物價漲一半，工資翻一番"的流言，在社會上廣為傳播開來。這樣一來就引起了人們的思想恐慌，大大助長了人們對物價上漲的心理預期。"心 理預期"這個東西，當時我們不懂，而在所有治理通貨膨脹、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都非常注意這個問題，他們總是想方設法不要造成人們過大的心理預期。而我們 不但不設法緩解它，反而助長它、刺激它。結果什麼事情還沒有做，人們就認為今後物價必然會大漲特漲。而我們又沒有對人們作出承諾，就是說，隨著物價的上 漲，一定要提高銀行儲蓄的利息，也就是說向人民作出一種承諾，銀行儲蓄利息一定要高於物價上漲指數，或者實行保值儲蓄。一方面人們的心理預期是今後物價將 會大漲特漲，另一方面對銀行儲蓄利息又沒有一個說法，人們自然會擔心在物價上漲以後自己多年積蓄放在銀行的存款會大幅貶值。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人們 節衣縮食，在銀行儲蓄了上千億的存款，他們耽心多年苦心積蓄會泡湯，因而紛紛到銀行提取存款，購物保值。1988年夏季以來頻頻發生的擠兌搶購風就是由此 而來。

在 我們國家發生搶購某種物資的現象，過去是常有的，不是奇怪的事。但這一次與過去性質不同。過去是由於物資匱乏，擔心將來買不到這些東西，如搶購肥皂、食 鹽、麵粉，過去都發生過。但這次不是為了搶購來馬上用，而是為了儲物保值，情況比過去普遍得多，嚴重得多。有些商店、企業也乘機紛紛漲價，銀行儲蓄大量下 降，比原來預計減少400億元。銀行為了應付支付困難，不得不大量印票子。這就使社會貨幣流通量大大增加。

本 來在發生擠兌搶購風以後，如果能夠及時果斷地採取提高銀行存款利息，或實行保值儲蓄措施，情況會好一些，損失會小一些。當時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也曾向國務院 提出這樣的建議，但李鵬和姚依林擔心銀行儲蓄利息提高了，銀行給企業貸款的利息也要相應提高，這樣企業就負擔不了，會影響生產，因此沒有立即採納。使本來 可以避免的一些損失也未能避免。到後來他們也不得不同意實行保值儲蓄。在宣佈保值儲蓄之後，銀行儲蓄很快就穩定下來，並且逐步有所回升。這證明了對於大量 地擠兌搶購，如果我們事先作出這種承諾，那麼這種損失即使不能完全避免，也會大大減少，絕不會這麼嚴重。

1988 年出現的物價上漲18.5%的嚴重通貨膨脹，問題既不出在信貸的失控，也不是出在基建規模過大，這兩項都沒有超過原"軟著陸"方針下所規定的指標。主要問 題是出在儲蓄存款大量下降，這就是由於上述物價改革中一系列失誤造成的。現在回過頭來看，如果我們不採取上述的思路和做法，而是繼續實行調放結合的方針， 如果說感到過去步子太小了，可以把物價放開的步子邁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同時借鑒一些國家的成功經驗，使銀行利息高於物價上漲指數，實行保值儲蓄，1988年嚴重的通貨膨脹是可以避免的。

1988 年的通貨膨脹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由於加快物價改革就必然會出現的，而主要是由於我們物價改革的思路不對頭，指導思想不對頭，措施不得當。面對嚴重的通 貨膨脹，人們擠兌搶購等嚴重情況，為了迅速把局勢穩定下來，便宣佈物價改革方案停止執行，整個經濟工作轉入以治理整頓為中心。這些雖然是我主動提出的，並 且經過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全會通過，但現在看來，宣佈物價改革方案停止實行是對的，但把原來的"穩定經濟，深化改革"的方針改為治理整頓為中心，這是不恰當 的。主要是對發生嚴重通貨膨脹的原因沒有看清楚，同時也把情況估計得過於嚴重了。

提 出治理整頓雖然對迅速穩定經濟起了作用，但卻使我們的改革又受到一次挫折。首先為了制止物價上漲，為了兌現我們下一年的物價指數不高於1988年的承諾， 幾乎全部恢復了用行政控制物價的辦法。並且各級政府層層負責，層層包乾。使經過多年改革把物價搞活，又完全回到老路上去了。當時李鵬他們主持國務院工作， 在治理整頓的名義下，把已經下放的權力又收回來，把過去搞活的一些措施、政策又重新搞死。一切都向著與改革開放相反的方向扭轉，使已經改革了的經濟體制， 又大大地倒退了一步。正因為這樣，不到一年的功夫就發生了經濟萎縮、市場疲軟等嚴重的情況，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後才改變。

總之，1988年圍繞物價改革問題，可以說是一錯再錯，我在這方面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1989年春天，我派安志文【150】等幾位同志到香港邀請一些經濟學家座談中國的經濟問題。到會的有臺灣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蔣碩傑【151】等六位經濟學家，他們都是臺灣中研院院士。尤其是蔣碩傑，他在經濟理論和實踐方面都有較高的成就，在臺灣經濟界有較大的影響。

在 座談中，他們針對1988年通貨膨脹問題，談了一些我認為很值得重視的意見。第一，他們認為，大陸十年來經濟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雖然現在還有些問題， 但從經濟角度來說並不嚴重，包括物價指數上漲18.5%。只要採取適當措施，問題是能夠解決的。第二，對於物價改革問題，他們一致認為，當今無論在什麼樣 的社會制度下，經濟發展都必須尊重市場的原則。他們說，大陸在前幾年改革中把許多產品的價格放開了，對有些產品實行雙軌價格，使市場功能得到進一步發展， 成績是顯著的。由於去年通貨膨脹加劇，聽說要放慢價格改革的步伐，並對一些價格實行管制。作為臨時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時間絕不能太長。有人強調價格改革 要找時機，實際上不合理的價格不改革，經濟不能連續運轉，是永遠找不到人們想像的時機的。他說，總之價格必須走這樣一條路，就是由市場決定。根本的出路， 要解決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下決心把貨幣管住。在此前提下，把大多數的價格放開，由市場競爭。少數的像公共事業可以由政府按一定的利潤率進行控制。他們 非常明確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必須市場化--市場決定價格，不然價格不可能合理。

再有一條很重要，就是對通漲的對策。他們認為，大陸通貨膨脹的原因是財政赤字和金融赤字的問題，主要是金融赤字。解決金融赤字，關鍵是使銀行利率高於物價上漲指數。並且隨著市場資金供求自由升降，以利於增加居民的儲蓄，又抑制貸款的規模。從亞洲四小龍【152】的 經驗看，很好運用利率手段，對於抑制通貨膨脹和聚集建設資金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他們舉例說，臺灣五十年代初通貨膨脹很嚴重，超過了100%。1956年 6月，大幅度提高利率，有一段甚至提高到125%，結果貨幣大量回籠，三位數的通貨膨脹很快被抑制住了。五十年代末下降到15%以下，1961年下降到兩 位數以內。而居民儲蓄增長率五十年代幾乎是零，1973年上升到35%。韓國停戰以後長期實行低利率政策，通貨膨脹率很高，經濟也不穩定。1965年9 月，他們借鑒臺灣的經驗，把儲蓄利率提高到34.5%，明顯高於通貨膨脹率的30%，使儲蓄增長率從1965年的1.9%，迅速上升到1966年的 7%，1969年的15%，1977年的22%。不僅平息了高通貨膨脹，而且積聚了大量資金，加快了經濟發展。香港和新加坡也都有類似的經驗。

他們講的價格必須走市場決定的道路，解決金融赤字必須使銀行儲蓄利率高於通貨膨脹率，這兩條我認為對我們很有針對性，對我很有啟發。

自 從我看了蔣碩傑他們的意見後，在1989年春天我就進一步思考一個問題：雖然我們1988年想加快價格改革的想法是必要的、應該的，但是思路不對。當時我 們的思路不是走放開的方針一一逐步地、進一步地放，而是通過國家調整價格的辦法理順價格，這樣價格還是由政府決定而不是市場決定，這樣還是很難解決物價扭 曲的問題。而且政府定的價格也很難和市場一致，這樣根本達不到目的。那時應該是繼續前進，實行調放結合，以放為主，逐步擴大市場調節的方針。隨著改革的深 入，經濟的發展，這個步子要加大。在這個過程中，當然會出現物價上漲，那就要一是同時對工資進行調整，二是實行儲蓄保值或提高儲蓄利率使人民的儲蓄不會貶 值。我更加看清了1988年的物價改革問題究竟出在什麼地方，使我對物價改革增加了信心。只要我們堅持貫徹"軟著陸"方針，把信貸規模、基建規模控制住， 同時使銀行利率高於物價上漲指數，實行保值儲蓄政策，就可以把放開物價的步子走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使大部分商品的價格由政府定價過渡到由市場形成，從 根本上解決商品價格的嚴重扭曲，並大大減少價格雙軌制所帶來的消極作用。

我於1989年3月25日看了蔣碩傑博士等人的意見後，就把大意告訴了小平同志，並責成國家體改委組織有關方面對此進行討論。我本來準備根據上述看法重新研究整個經濟工作的方針和物價改革的問題，但是由於發生了學潮，這件事就擱下來了。

註︰
【149】"北戴河會議"是中共的一種約定俗成的非制度性的會議。起源於毛澤東在每年七、八月之際，從北京遷居避暑勝地北戴河；以後北戴河成為中共領導人夏天聚會的重要場所。

【150】安志文（1919-）：陝西子州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由趙紫陽兼任），1987-1992年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

【151】蔣碩傑（1918-1993）：首位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1982年）的華人經濟學家，倡導自由貿易，採取匯率與利率自由化等政策。1981年出任"中華經濟研究院"首任院長。

【152】 四小龍，指的是臺灣、南韓、新加坡和香港。這些地區在20世紀60-70年代利用西方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機會，吸引外資和技衛，利 用本地的勞動力優勢，經濟上取得了迅速發展。由於這些地區的"中華文化"背景，這種發展模式比較容易得到中國經濟政策制定者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