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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llsandy | 6th Jun 2009 | 趙紫陽《改革歷程》 | (9 Reads)

五、我同耀邦在經濟上的不同意見

第五個問題。正是因為我到北京後強調經濟效益,不大贊成過去那種追逐產值、速度的搞法,所以我和耀邦在經濟問題上的不同意見,在很大的方面就是出在這個問題上。

這種不同意見在1982年就開始了。當時耀邦在玉泉山主持起草十二大的政治報告【136】, 涉及到經濟問題如何寫。起草小組的多數人開始是以我在1981年政府報告的基調來寫的,但耀邦不同意這種寫法,他提出了一個思路和想法。因此政治報告有關 經濟這一部分就寫不下去了。後來問題反映到鄧那裏,鄧就拍板說,經濟部分基本上按政府報告的調子來寫,這樣耀邦也就勉強接受了。因為我沒有參加起草工作, 起草中有哪些不同意見,他們沒有提到常委會或書記處會上 來討論,所以耀邦究竟有哪些自己的想法,為什麼不同意我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調子,我也不清楚。但從他在十二大前後的言論和行動來看,他主要不同意我重視效 益,不強調產值、速度的問題。他講經濟問題很少講效益而十分強調增長產值和速度,常說"翻番"、"提前翻番"等。當然,我提出的六五計畫增長速度"保四爭 五"【137】是留有餘地的。我也清楚實際執行結果肯定會超過。當時經濟體制還是舊的,很容易追逐產值、輕效益。我寧願提得低一些,而不願意提高一些,以免刺激下面又犯盲目追求產值的毛病。

小 平同志雖然也非常重視產值指標,十分關心每年增長多少,但他對我提出的想法表示理解。但耀邦對我的想法卻不以為然。所以十二大的報告雖然根據鄧的意思基本 上按政府工作報告寫了,但他的想法沒有改變。十二大以後他到外地視察工作,更加強調要增加指標,要加快速度。幾乎每到一個地方,他都提出"提前翻番"的要 求。哪里產值定的高,他就表揚。哪里速度慢了些,就嚴厲批評。從來不講經濟效益,也不對快慢的具體情況進行分析,籠統地就是鼓勵快。於是地方上就根據耀邦 的指示,向計委、國務院要資金,上項目,要能源,要材料。使得有一個時期各地比速度、爭材料、爭資金的氣氛相當厲害。雖然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二大報告是那樣 講的,而耀邦到各地的講話、指示,又是另一個調子,當時我感到許多事不好辦。

1983 年我與耀邦在這方面的分歧就更加明顯了。他一個勁地鼓勵加快速度,而且用群眾運動的辦法來搞經濟建設。譬如他到處宣揚和推廣河北保定地區開展的農村人均每 年增加收入一百元的活動,說一年一百元,搞多少年就能增長多少。這種搞法我們過去就吃過虧,很容易搞成形式主義。1983年1月我訪問非洲期間,耀邦作了 一個城市改革的報告,主張城市改革全面推廣農村承包的辦法,也就是所謂"包字進城"。在城市採取承包的辦法原則上是沒有問題的,但城市比農村複雜得多,工 業、商業採取什麼形式,如何承包,要經過試驗,逐步推行,絕不能簡單地一包了事,更不能一哄而起全面推開。耀邦講話後北京就在國營商店搞承包,一開始就出 現了亂漲價和賣大號的情況。什麼叫賣大號?就是商店把暢銷的商品大批賣給零售商,從中獲得回扣,零售商再以高價買給消費者。這樣國營商店一下子賣出那麼多 東西,承包任務很快就完成了。商業不能這樣搞,工業企業也千差萬別,在整個價格政策沒有理順的情況下,很難用一種辦法承包出去。我訪問非洲回來以後,停止 了這種搞法。我提出城市經濟改革要經過試點,逐步推行,摸索試驗,不能一哄而起。就在這一年,即1983年春節,我在團拜會【138】上也講了這樣的意思。那年耀邦是在海南過春節的,他對海南的幹部說:"什麼一哄而起?是轟也轟不動!"

這一段他在各地視察時,對國務院領導經濟工作經常講一些批評或影射的話。這些講話的記錄經傳抄、擴散,使許多人知道在經濟工作上我同耀邦有不同聲音。

這 個情況很快傳到鄧小平耳朵裏。1983年3月15日,鄧約耀邦和我在他家裏談了一次話。我把經濟工作的情況和我的意見講了,耀邦聽了很平靜,有些他表示同 意我的看法,有些作了解釋。這次談話比較好。鄧小平最後說,經濟工作他贊成我的意見,批評耀邦講話太多,不夠持重,老喜歡搞些驚人的東西,作為總書記,這 是一個很大的缺點。鄧還說,搞改革不能搞群眾運動,改革要貫穿整個四化【139】過 程,不是幾年可以解決的事。還說現在形勢很好,要注意頭腦不要發熱。同時在這次談話中還定下了這樣一條,為避免再出現不同的聲音,今後經濟工作主管是國務 院、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重大決策,發號施令,肯定哪些對、哪些錯,都要經過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研究提出,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國務院作為權威的發言和決策 者,不要多頭發言,政出多門。當然書記處是要管經濟的,但主要是管大政方針,不要干預具體的經濟工作。小平是因為聽到有不同聲音才找我們談話的。談話中我 把我的意見也都講了,他這麼一講,也就是基本上投了我的票。這次談話以後,耀邦直接干預國務院經濟工作少了,對國務院的批評也少了,但思想深處並沒有放棄 自己的意見,他還是繼續講他的觀點。但有了小平那一番話,我覺得事情好辦了。以後我的態度是,擇其善者而從之,耀邦講的對的,我們就採納他的意見,他講的 不符合實際的,他可以發表他的個人意見,因為他並不代表集體,我們也不一定完全按他的辦。耀邦也知道,因為有了小平的話,他講了一些意見我不大同意,即使 沒按他的意見辦他也就算了,無所謂了。

國 務院經過研究提出的重要經濟工作方案或意見,都交中央常委會或書記處討論。有時耀邦即使不贊成,好像也不好反對,就會說:"好吧,那就這樣吧。"但事後他 對啟立說,現在也是強迫簽字。國務院是怎麼討論的我們也不清楚,拿來只好同意、簽字。在六十年代,毛主席對國家計委的工作不滿意,也曾說過所謂"傾盆大雨 "、"被迫簽字"【140】之類的話。現在耀邦也有這樣的感覺,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為了儘量與耀邦溝通,我曾經建議國務院和財經領導小組關會討論問題的時候,邀請胡啟立、郝建秀【141】等 書記處的同志參加,以便隨時向耀邦通報情況。還建議耀邦派工作人員列席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國務院的會。但不知是什麼原因,耀邦沒有這樣做。我還特別提出, 一些重大的經濟問題在正式提交常委和書記處會議討論之前,可單獨先向耀邦彙報,以便互相溝通,使他事先有充分的考慮時間。他同意了。先向耀邦彙報,再向常 委彙報,這樣搞過幾次,開始他還有興趣,但以後看來他興趣不大,他又不讓再搞了。這個問題也就沒有解決。

看來問題根本上是由於我們兩個人【142】在 經濟問題的思路,也包括工作風格上有些不同。耀邦不好、也不能把他的意見強加給國務院和財經領導小組,因為小平已有了那麼個規定。所以不是採取溝通情況或 讓他在國務院討論經濟時瞭解決策的過程就能解決的。儘管有上述這樣的問題,但總的來講,自從在小平那裏談話以後,我們雙方在方式上都注意了,至少再沒有使 別人感到在經濟問題上有兩種聲音。

 

 


註︰
【136】中共十二大於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開。胡耀邦報告題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137】"保四爭五"意思是保證增長4%,爭取增長5%。

【138】團拜會是中共中央國務院舉行的例行春節集會。

【139】 "四化"即衣亞、工亞、國防和科孛技木的現代化。1964年周恩來第一次提出四令現代化。鄧小平時代初期"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一度成為"新時期的主 要任各",但逐漸被"翻兩番"和"小康"所代替。雖然不現實的"四化"目標是出於中共領導人急切希望發展經濟的願望,但也同時表現出"文革"動盪之後的中 共領袖對經濟發展的鈴要過程缺乏常識性的瞭解。

【140】不熟悉經濟事務的中共領袖毛澤東希望主管經濟的人經常給他提供資訊,即"下毛毛雨"。如果向他系統地彙報情況和提出建議,他就指責別人向他下"傾盆大雨",認為自己處在強迫簽字的被動境地。

【141】郝建秀(1935-):山東青島人。勞動模範。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87-1998年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

【142】指胡耀邦和趙紫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