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81年進一步調整經濟 第二個問題，1981年全國進一步經濟調整問題。1979、1980年為了糾正當時經濟上的失衡，已經進行了調整，這是在陳雲同志主持下進行的。當時中央成立了一個財經委員會【117】，小平同志力主陳雲主持，那時我尚未來北京【118】，後來我主持時改叫中央財經領導小組【119】。那兩年的調整，主要是糾正李先念、餘秋裏他們主持那一段發生的問題。這次調整，餘秋裏、康世恩【120】他們很不以為然，比較反對。後來把餘秋裏調離計委，由姚依林接替，與此有關。 在 1979和1980兩年調整後，1981年又提出要進一步調整，這是我擔任國務院領導人以後遇到的第一個大事情。本來在1980年5、6月間，在討論制定 第六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我曾提出過一個十年倍增的設想，也就說，1980到1985年期間，每年遞增5%-6%；前一個五年計劃慢一點，後一個五年計劃快 一點，總之十年增一倍、翻一番。但在計委具體研究1981年年度計畫的時候，發現1979、1980年財政赤字每年都在100億元以上，1981年仍將有 很高的赤字。同時，這兩年物價已在上漲，群眾反映不少。陳雲知道這些情況後，他提出必須做到1981年財政平衡、信貸平衡，他提得很尖銳，說寧可不要速 度，也要做到財政平衡。他主要怕年年財政赤字，引起通貨膨脹。李先念甚至提出不僅要財政平衡，而且要有節餘。他們兩位過去歷來主管經濟工作，按他們的意見 重新研究1981年經濟計畫時，就必須對1981年的經濟進一步調整，也就是說，要大大壓縮基建規模和大中型建設目，降低發展速度。計委根據這個精神擬訂 調整後的經濟計畫，提交1980年11月28日政治局常委會討論，經過小平、陳雲、李先念同意後，於12月26日召開了有各省市負責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 議，向全國作了部署。 由 於那幾年農業連續豐收，市場也比較繁榮，經過城市和農村的改革，群眾生活有了提高，形勢很不錯，各地的同志認為沒有必要進行這麼大的調整。因為有些項目已 經與國外簽訂合同，如果要壓縮，就要修改合同，有些專案的設備已經運來，如果壓縮那就要封存。所以那段時間，國際上對此議論紛紛，認為中國形勢不妙，但也 有讚揚的。我看到的材料，只有日本認為調整有必要，才能使經濟走上軌道。 這 次大調整是陳雲、李先念提出的，鄧小平雖然在常委會上表示同意，並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了話，但實際上這個做法並不符合他的意願，尤其是從國外引進的大型項 目下馬、設備被封存起來，他是不願看到這種情況的。他在會議上同意陳雲、李先念的意見，只是對陳雲投了一張信任票而已。直到這個時候，據我看鄧小平仍然把 陳雲作為經濟問題的主要決策者。他認為在經濟問題上，陳雲看得比較深，比他要高明，幾十年來已證明了。鄧也說過這樣的話，即使他不以為然，還是投了陳雲一 票。 耀邦在那次會議上沒有講話。據我觀察，他是不大贊成的，但也不便於反對。因為兩位老人提出來，另一位老人也同意了。但是事情過去了一年，1982年春天耀邦在外地考察工作時說，1981年經濟調整搞了個小"馬鞍形"【121】。 後來這句話傳到陳雲耳朵裏，他當然很不高興。我當時雖然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但因為剛到中央不久，對全國經濟情況不太熟悉，我思想上比較信任陳雲，所以 雖然他的意見和我原來十年倍增的想法不一致，我還是同意了陳雲的意見。從結果來看，這次的調整是必要的，效果也是好的。因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一段時 間，我們整個經濟處於還賬階段。多年來，不僅文化大革命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前，我們在城市建設、農業、人民生活等方面欠下了許多帳。要把經濟大體理順，就 必須還賬，必須"補課"。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發展的速度不可能很高，不可能把建設的攤子鋪得很大。比如說，當時為了恢復農業的活力，恢復農民的生產積極 性，提出了要給農民休養生息的機會。這就不能不對多年來存在嚴重的"剪刀差"【122】問 題加以調整、解決，大幅度提高農產品的價格。這個政策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就定下來的。當時我還在四川，但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研究時，我也參與了意見。當時 農副產品的價格必須提高，否則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這是第一。第二，那時雖然還不能取消，但要減少對農副產品的統購、派購【123】的數量，尤其是重點產糧區、商品糧區，多年來派購徵購壓得很重，農民喘不過氣來。要實行計畫外加價收購的政策。 在這裏我要說一下，這兩條非常重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農業的復蘇，從1979年、1980年、1981年、1982年、1983年、1984年，連續幾年農業豐收，農村欣欣向榮，首要的當然是解決了農民"耕者有其田"【124】的問題。農民有了土地，實行了包產到戶【125】， 這是最根本的一條。多年來，農民為生產隊打工的狀況改變了，農民開始為自己種田。但是我要說，農村那幾年之所以有那麼大的活力，簡直像是變魔術似的，誰也 沒有想到。多年來大家感到無法解決的問題，幾年時間就轉過來了，過去糧食那麼緊張，到了1984年竟然發生了農民有糧賣不出去的問題，國家收購的糧食，壓 在倉庫裏很多。出現這麼大的變化，除包產到戶，另外兩條關係極大：一條是提高農產品價格，農民開始在農產品裏感到減少了"剪刀差"，農民種地有利可圖；另 一條就是減少了統購、派購的數量，不從農民嘴裏奪糧。過去多少年來農民吃不飽肚子，每年糧食一收下來，就交公糧、餘糧【126】， 這種狀況持續了二十多年。當然，我們之所以能實行這樣的政策，是因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決定每年要進口糧食。陳雲同志原來說進口糧食以保經濟作物，實際上進 口糧食解決了城市糧食供應，減少了對農村的購糧。那時每年進口糧食數量很大，我記不很清楚了，大約是1000萬噸到2000萬噸。這邊進口糧食保證城市供 應，那邊不從農民口裏奪糧，重點產糧區又可以拿多餘糧食以較高的價格出售，使之有利可圖。這樣三條一配套，農村一下子就搞活了。 實 行這三條也是要付出代價的。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提高了，但城市糧食的銷售價格卻不能馬上提高，因為那時居民的購買力有限，城市糧價不能輕易動，這就增加了財 政上對農副產品的價格補貼。同時進口糧食要用外匯，也就影響了進口設備。另方面多年來城市居民住房非常困難，不能不增加城市住宅建設面積。同時工廠擴大自 主權，提高了工人的工資和獎金，這些都需要開支，所有這些都屬於還賬性質。沒有那幾年的還賬，不可能有以後那麼好的形勢，緩不過勁來。 所 以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國家的財政收入占國民經濟比重逐年下降，而財政開支逐年擴大，這就出現了赤字。這是必須付出的代價，是正常的，是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直到1984年，我才提出今後要逐步提高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在當時那種情況下，要減少財政赤字，只能暫時壓縮經濟建設的規模，放慢經濟發展的速 度，別無他途。我認為，制定1981年計畫發現這些問題後，提出調整是必要的，我現在仍然是這個看法。如果那時不顧這些情況，認為政治形勢比較好，粉碎了"四人幫"，開了三中全會，大家歡欣鼓舞，於是就搞大幹快上，那就很容易或者很快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或者又回過頭來壓得工人、農民喘不過氣來。從整個形勢看，雖然經過1979、1980年調整，1981年再緩衝，實行進一步調整很有必要。 從 結果來看，1981年的調整結果和過去的幾次調整結果不同，不僅農業繼續豐收，市場繼續繁榮，國民經濟不僅沒有出現負增長，全年也增長了4%左右。特別要 指出的是，1981年隨著調整的發展，增長的幅度越來越高，第一季度比較低，第二季度就好一些，第三季度就高一些，第四季度明顯加快了。這說明調整很好， 國民經濟回升了。 這 次調整有一個重要經驗，就是在壓縮基建規模，壓縮重工業、鋼鐵和機械加工的同時，大力發展輕紡日用消費品工業，並結合著城市放寬就業政策，允許、鼓勵個體 戶經營，大量發展多種服務行業，因而經濟發展繼續保持了一定的速度，市場繼續繁榮，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沒有下降，而且繼續提高，沒有進一步造成失業，就 業的範圍也寬了。最後做到了財政收支基本平衡，人民比較滿意。 當然從事後來看，不是沒有缺點，除了計委歷來在壓縮基建的時候，常常採取"一刀切"、"剃平頭"【127】的做法沒有完全糾正。 我 也感到，在壓縮基建規模開始的時候也很難不一刀切，就是發指標要各地方壓多少，當時還是那種舊體制，不這樣做也不行。但為了挽救、照顧那些實在不該壓的項 目，我叫計委留下一部分機動費用，以備"拾遺補缺"。在普遍壓了指標以後，再回過頭來看，那些壓了實在可借，或者繼續搞極為有利的再恢復一點，當然數量不 能多，不能大，以減少"一刀切"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這樣做雖然好些，但並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事後來看，這次調整搞得狠了一些，如果能注意一下適度會更好 些。主要是對已經引進來了的成套設備，有些專案，或者是其中某些設備，確是國內所急需，安裝起來週期不長，很快就能發揮效益，這些就應該照顧。因為這些設 備已經進來了，已經付了款，安裝起來國內配套資金不需要很多，而且封存也需要經費。如果能安裝就安裝，這是合算的。如成套引進的電站設備、化肥、石油化工 設備，還有寶鋼的煉鐵高爐等等，都屬於這種情況。雖然有的項目過了一年又上馬了，但不僅時間拖長，花費也增加不少，而有的幾年以後才恢復。 當 時之所以沒有這樣做，大部分採取緩建、封存辦法，主要是國內沒有配套資金。因為要壓縮赤字，搞財政平衡。看來是機械了一點。比如說，即使搞的結果沒有完全 做到消滅赤字，還有部分赤字，而這些赤字用在合算的項目上，一兩年、兩三年就回收過來了，也是可以的。再說在對外開放的情況下，如果多借點外資也是可以解 決的。當時陳雲他們態度比較堅決，顧慮比較多，他根據1961年1962年經濟調整的經驗，怕攤子鋪得大了、多了，就堅決地壓縮。我們當時有些事也看不清 楚，缺少經驗。 註︰ 【117】正式的名稱是"國務院財經委員會"，成立於1979年3月。1980年撤銷後，由以趙紫陽為組長的中共中央財經小組取代。 【118】指趙紫陽1978年2月尚在四川袒任省委第一卡記，尚未到北京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代總理）之前。 【119】 1980年3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成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取代了1979年3月14日成立的"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中共中央財經領 導小組是中共中央實際領導經濟工作的機構。趙紫陽任組長，成員余秋裏、方毅、萬里、姚依林、穀牧。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以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為： 趙紫陽（組長）、李鵬、姚依林、田紀雲、張勁夫、杜潤生、安志文，秘書長張勁夫，顧問呂東、杜星垣、李東冶、周健南。 【120】康世恩（1915-1995）：河北杯安人。1975年任石油和化學工業部部長，1978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 【121】"馬鞍形"，本義指下降以後又上升。但在中國當代政治辭彙中，"馬鞍形"是個貶義詞，意即經濟建設中的右傾機會主義。1958年，毛澤東用"馬鞍形"一詞來打擊堅持計畫指標文須切合實際的周恩來和陳雲。 【122】 "剪刀差"主要是蘇聯式經濟發展模式中從農村轉移財富用以秋累工業化資金的政策手段。在中國，政府從農村以統購統銷的價格（低價）購入農產品，然後將工業 產品以國家規定的價格（高價）銷到農村，其結果，就是製造了"剪刀差"。"剪刀差"是政府對農村歧視政策的結果，也是中國城鄉差別的根源之一。 【123】"統購"和"派購"都是國家以低價"收購"農產品的指令性計劃指針。"統購"是對糧食、棉花、油料作物這三種最重要的農產品而言；"派購"是對生褚、烤姻、黃麻等次重要的產品而言。 【124】 但實際上，"耕者有其田"的同題直到今天並沒有解決。"耕者有其田"的本意是土地農戶私有，是對中國農民具有極大號召力的政策。一般認為"耕者有其田"是 孫中山1924年首先提出的土地政策，國共雙方都曾經表示過贊成。中國政協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二十七條曾提倡 "實現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也是國民黨政府後來在臺灣所實行的土地改革政策之一。在中國大陸，不久被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化所取代。 【125】 "包產到戶"是對人民公社的否定。搞了包產到戶，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就名存實亡了。因為根據人民公社制度，農民必須以生產隊為單位，集體勞動，集體分配。而 包產到戶則是以農戶為單位勞動，以農戶為單位收穫。本來，"分田單幹"是更明確的名詞，但在當時普遍保留人民公社的名詞尚未取消的情況下，"包產到戶"是 更容易被党的領導層接受的一種說法。必須指出，"包產到戶"並沒有恢復到土地私有制，沒有破除中國土地的全面公有制（所謂國有制和集休所有制）。 【126】 公糧是指農民鈴須以糧食作為向國家無償上交的農業稅。這就迫使農民，除經政府特殊批准者外，非以相當數額的土地投入糧食作物不可，不管自己的土地是否更適 合於種植其他作物。餘糧，是指農民當年收穫的糧食，在無償繳納農業稅後，凡屬超出家人口糧的部分，一律鈴須以低價賣給國家。必須指出，第一，農民的口糧標 准由政府核定，實際上往往是免於餓死的最低標準；第二，在不存在糧食市場的大前提下，農民只能把僅有的糧食全部以低價"賣"給國家，不可能有別的選擇。 【127】所謂"一刀切"、"剃平頭"，就是在"壓縮指標"時，把壓縮的任務按照同樣的比例，分配給各地區各行業，大家按照同祥的比例壓縮。這是中國實行計劃經濟期間每逢需要減速（或加速）時，編制計畫確定指標的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