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年審查不了了之

下面我再談一個問題：十三屆四中全會後連續三年多對我的審查和對我實行軟禁的情況。

十三屆四中全會撤銷我的一切職務，並作出了還要繼續審查的決定，這本來在歷史上也是沒有先例的。既然作出了嚴厲的組織處分，就沒有必要繼續審查。如果認為問題沒有查清需要繼續審查，就沒有理由作出政治結論和組織結論。這可以說是給我的特殊待遇。

從 1989年6月到1992年10月，對我的審查一直進行了三年四個月。在整個審查期間，我失去了行動自由。他們一方面說對我的審查是黨內的性質，一方面卻 無視國家法律規定，對我實行軟禁。在《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明確指出，黨內不准用違反法律的手段對待犯錯誤的黨員。對這種粗暴踐踏、違反党的紀 律和國家法律的行為，不知他們將來做何種解釋。

1989年9月3日，王任重、丁關根約我到中南海懷仁堂【77】談話，向我宣佈根據十三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成立了以王任重為首，陳野華【78】、李正亭【79】參加的專案審查小組，負責對我的審查。9月29日王、陳、李三人約我在警衛局禮堂談話，這是專案組第一次同我談話。以後再也未見陳野華和李正亭，據說是專案組改組了，陳、李二人不參加了。但對他們為什麼改組，我不得而知。

隨 後王任重又單獨約我談過三次話：1989年12月8日一次，1990年2月14日一次，1990年3月2日一次。他還寫給我三次信：1989年7月6日一 次，1989年8月8日一次，1989年11月14日一次。我也給他回過三次信：1989年7月25日一次，1989年9月1日一次，1989年10月7 日一次。

通 過上述談話和信件，他們向我提出了一些問題，我分別作了說明和澄清。對我的審查除了追查我是否在動亂中有直接或間接地插手以及是否向外界洩露消息外，主要 審查我為什麼採取和鄧不同的立場、方針？其動機是什麼？以及要我承認錯誤。另外還要清算我在臺上幾年來姑息、重用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和事。

他 們最有興趣的是我不可告人的動機和個人野心的問題。他們從海外報刊上摘引了一些風馬牛不相及的材料，加上主觀臆測，說什麼1988年以來國內外刮起了一股 "倒鄧保趙"風，以逼鄧下臺，把權力全部交給我，因為我是國內外反動勢力心目中復辟資本主義的理想人物，把希望寄託在我身上。他們還把所謂新權威主義【80】的問題也扯到裏邊，說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把我作為他們的新權威，《河殤》【81】電 視片就是為我造輿論的。認為我對1989年學潮之所以如此堅決地拒絕鄧的主張，不是偶然的，是與這股風的呼應和配合，等等。還認為我是因為國內政治、經濟 困難，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穩，為了推卸責任，撈取資本，而利用學潮達到保自己的目的。十三屆四中全會所發的所謂背景材料，以及陳希同代表國務院向人大常委會 所做的"六四"報告【82】，李先念等人的發言，王任重給我的信中，都尖銳地向我提出了上述責問和指責。

我在同王任重的談話和通信中，也著重對這些指責進行了反駁和澄清。

第 一，1988年以來，國內外並不存在"倒鄧保趙"風。這不過是某些人為達到某種目的編造出來的。那個時期確實有不少謠言，但不是倒鄧而是倒趙。關於我的地 位不穩，權力被削弱，保守派向鄧施加壓力，要求換馬等等，國內外議論較多。我寫信向他們說，當時國內外的輿論一直把我的命運、政治前途，與鄧連在一起。" 倒鄧保趙"是連不在一起的。倒鄧不能保趙，保趙就不能倒鄧。

第 二，正是在到處議論"趙的地位不穩"，"權力被削弱"，"不能直接過問經濟"，"已經被架空"等等這些流言時，鄧多次反復向我交底，說不僅目前人事格局不 能變動，甚至說要我再搞兩屆總書記。1989年元旦後，鄧和李鵬談過一次，他要李鵬分頭轉告各位常委。因為1989年初，在常委生活會上，李鵬、姚依林就 經濟上的問題，對我有些批評，有些責難。後來李鵬在找鄧解釋這件事時，鄧就向他說了，意思是保我，要他們支持我。1989年1月底，鄧去上海過春節前，當 面向我談過這個問題，話說得很懇切。他說，他最近一直在考慮他是不是辭去軍委主席的職務，由我來搞。他說，這樣你就能更好地工作了。通過這樣做表明他的決 心和對我的信任。他還說，他不退，其他人也不退，工作很困難，不好搞；通過他這樣做，其他人的工作也就好做了。當時我也很誠懇地對他說，無論如何不要這樣 做，你現在掛在這裏，對我有好處。現在我們經濟工作還有些問題，物價不穩定，有些波動，無論如何現在不要提這些問題。目前這樣的格局有利於我的工作。這是 1989年1月底他到上海過春節前談的。一直到1989年4月份，我訪朝前到他家談訪朝問題時，他還向我說，等我訪朝回來後，專門開會談一下要我搞兩屆的 問題，不僅現在格局不能動，而且下屆總書記還要我搞，此事他同陳雲、李先念談過，他們同意了。現在鄧還健在（1989年同王任重談話通信時），他可以證 實。在這種情況下，我不會有地位不穩的感覺。

第 三，我並不認為經濟情況很糟。應該說十年經濟體制改革有很大成就，國家的經濟實力有了很大發展，人民生活也有明顯提高。1988年出現了通貨膨脹，情況也 並不是那樣嚴重，我也不認為很難解決，並不存在我因經濟失敗形象不佳，利用學潮撈取政治資本、改善形象的問題（經濟形勢那一年確實存在不少問題，但我至今 還認為不像一般人說得那樣嚴重。因為事實證明，到了90年春天就出現了市場疲軟，以後我還要談到這個問題）。

第四，我給王任重寫信時講，我在黨內搞了幾十年，不會不瞭解黨內高層政治生活的情況。利用學潮達到自己的目的，我無論如何不會幼稚無知到這種程度。

第五，我之所以拒不接受鄧對學潮的方針，原因就是前面我說的，是對學潮的性質和鎮壓將會引起的後果在認識上有不同。我要對歷史負責，決不做鎮壓學生的總書記。

這大概是我對王任重追查我的動機幾次談話和寫信的回復中闡述的觀點。

在王任重的幾次來信中，對我指責最嚴厲尖銳的是1989年11月8日，接著12月8日又談了一次，以後情況出現了某些緩和。可能是他們經過半年調查，發現他們的分析判斷並沒有什麼事實根據。

2月14日〔編者注：1990年〕，王任重還要我談一下對蘇聯東歐劇變【83】的 看法，事先還送了一批中央研究機構寫的有關材料。王勸我寫個好的檢查，還透露有些人主張開除我的黨籍，有個檢查好做工作。我向王表示，審查這麼久了，希望 能早日結束。我認識到的在四中全會的發言中已經檢查了，再檢查還是那些話。我還提出，對我的審查應注重調查，核實材料，不應糾纏在什麼態度問題上。政治局 擴大會議對我的發言的態度不滿意，已經加重了處分，現在還搞態度？

王 任重最後一次約我談話是5月2日。在這之前，2月20日，我曾給鄧又寫了第三次信。（我給鄧寫信，第一次是轉送一些老同志的來信要求他重新考慮對學潮的方 針問題；第二次是解釋我同戈巴契夫的談話：第三次是要求早日結束對我的審查。）王任重見我後就說寫給鄧的信知道了，不久將召開十三屆六中全會【84】，不過他說這次全會還不能解決我的問題，甚至還說了一句：解決你的問題不一定要通過全會。我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意思。總之他說這次還解決不了，他還說對我的審查材料很快會同我見面。這次談話氣氛很緩和。

到6月21日，王任重轉來專案組對我的審查材料：《在1989年政治動亂中涉及趙紫陽同志的有關問題》，徵求我的意見。整個材料共有三十條，先別說其中很多斷章取義、歪曲原意、與事實有較大出入的地方，即使這三十條全部是事實，也難以給我戴上"支持動亂、分裂黨"的帽子。

6月27日我給王任重復信，送去對上述材料的修改意見。我對三十條中的十二條提出了反駁。從此以後，王再沒有來找我談話，也沒有任何人來核對材料，實際上是對我的審查不了了之。

後來我得知，專案組將材料上報後，中央領導人原來曾考慮在1990年亞運會【85】後宣佈結束對我的審查，但因為怕引起國內外的反響，怕我恢復自由後外出活動，再加上幾位老人的堅決反對，因而對我的問題拖而不決，長期掛起來，以繼續審查為名，對我實行軟禁。

我 於1990年8月28日，12月7日，1991年5月9日，先後給江澤民、李鵬及政治局常委寫過三封信，內容都是要求早日結束審查，儘快結束軟禁，恢復人 身自由。我在信中提出，自十三屆四中全會宣佈對我審查以來，已經這麼長時間了，我不相信問題仍然沒有查清，我更不知道久拖不決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麼。從 1990年6月以後，沒有人找我談過審查問題，也沒有人找我核對過任何材料，如果真有什麼問題沒查清，為什麼不問一下我，我可以幫助搞清楚。這種以繼續審 查為名，久拖不決，繼續掛起來，對黨、對我都是沒有好處的。

我 還向他們指出，從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央負責人多次對中外記者宣佈，說我是自由的，沒有被軟禁，甚至連半軟禁也沒有，實際情況到底怎樣呢？你們應該是了 解的。從四中全會以來，我一直長期被軟禁在家裏。對有不同意見或犯有錯誤的領導幹部，動輒採取限制人身自由的作法，過去雖然曾經有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 間。但是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總結了過去的教訓，又經過了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在強調法制建設的今天，無論如何不應該再重複了。因此要求無論對我的審查 是否結束，應立即結束對我的軟禁，恢復我的人身自由。

我寫的所有的信件都如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音。他們的方針是：不予理睬。

實 際上，他們限制我的行動自由早在1989年6月就開始了。但從來沒有向我宣佈過，更沒有文字的東西。為了證實他們對我的限制，同時，也因為我長期關在家裏 有些發悶，所以1990年10月亞運會召開之前，我自行決定外出打一場高爾夫球。當中辦警衛局得知我要外出打球，便通知我這裏的秘書勸阻，說"沒有說可以 外出"。我說：沒有人說我不能外出，如有可以拿出規定來看看。他們既不拿出文字規定，又不讓我外出，便告訴司機屆時不能開車。我表示如果司機不開車我坐公 共汽車去，他們當然害怕這會引起輿論轟動。當時江澤民、李鵬不在家，他們便請示喬石，喬石也不能作主， 要警衛局根據情況辦，結果他們還是同意司機開車，同時也派了一輛警車來。我在昌平高爾夫球場（中日合資的球場）打球後，球場的日方人員便把消息告訴了日本 駐華大使館，隨即日本及其他外國駐京記者都知道了，當天就發了消息出去，世界各大通訊社和港臺報紙都公佈了。香港電視臺還在播發消息的同時放了我以前打球 的錄影。這樣，當時在成都的江澤民和李鵬都非常緊張，批評追查是誰批准我外出打球的。

一場風波之後，他們便以中央的名義口頭通知我，在審查期間不得外出，這樣他們限制我的自由並實行軟禁便記錄在案了。但他們在中外記者面前，仍然說我是自由的，他們自知理虧，不敢公之於眾。

1992年10月8日，喬石、宋平找我去中南海懷仁堂談話，在場的還有丁關根、李鐵映。喬石代表中央向我宣佈了中央決定結束對我的審查，維持十三屆四中全會對我所作的政治結論和組織結論。即將結束的中央全會的公報將寫上這一內容，所以提前一天通知我。

聽了之後，我向他們講了三點意見：

第一，我對四中全會給我戴的兩頂帽子："支持動亂、分裂黨"，我當時不同意，申明保留個人意見，現在態度沒有變，仍然保留意見。

第二，要求中央把這一結論以檔形式在全黨一定範圍內宣佈，這一檔在宣佈維持原結論的同時，應當把這一結論的事實根據同時寫出來，維持原結論根據什麼事實？是不是你們提的那三十條，我要求一條一條寫上去。

第三，審查結束後應立即恢復我的人身自由。我的行為需要注意什麼，中央可以向我提出，我會尊重，但絕不接受限制人身自由的硬性規定。

喬石等對我講的三條意見，表示要向中央彙報，結果以後再告訴我。在我講第二條要求公佈結論的事實根據時，喬石插話說：要考慮不要影響穩定。在我講第三條恢復我的行動自由時，他們說十四大【86】會 議期間，外國記者很多，你的問題很敏感，公報發表後，許多外國記者會在你的住處周圍探聽消息，希望我遵守黨的紀律，顧全大局。我說，十四大召開時可以不出 去，他們聽後象一塊石頭落了地。宋平還說：會後外出活動可以逐步擴大，經過一段時間後，慢慢淡化。當時談話就這樣結束。

後 來我聽說，他們在結束對我的審查，維持原結論不變的問題上，在政治局會議上也只是講了這麼一句話，並沒有把專案組審查我的報告發給大家。也就是說，審查我 三年多，究竟查出什麼問題，根據什麼事實給我戴上兩頂帽子？這些都不談，只是說要結束對我的審查。當然，大家表示沒有意見。後來在中央全會的公報上，也寫 上了結束審查、原結論不變這麼一句。在全會討論公報時，更是什麼材料也沒有發。本來，對我的審查是全會作出的，現在全會宣佈結束審查，理應把審查的結果向 全會作一個交待。沒有，他們沒有這樣做。反而在召集人會上說，這件事向各小組說一下就可以了，不要再討論這個問題了。所以全會根本沒有討論我的問題，大家 對公報表示同意。總之，審查三年，沒有材料，結論不變。

種 種事實使我覺得，在對我的處理上他們情緒比較緊張，顧慮很多，說話小心謹慎。喬石在向我傳達政治局的決定時，是按稿子講的，他念稿子的時候，我原想記一 下，但他講得很快，我怕記不下來，向喬石提出，是不是把記錄稿給我一份。喬石說可以，當場告訴記錄的同志，說記錄稿給紫陽同志一份。但事後我叫秘書打電話 要這個記錄稿時，又說不給了，也沒有說什麼理由，不知道他們怕什麼。

考慮到上面這些情況，我擔心我講的那三條聲明，他們是否會原原本本地上報，因為這三條，話講得不好聽。所以回來以後，我又以備忘錄的形式，把我這三條送給他們。當然，這些都沒有下文。

總之，他們結束對我的審查，無論是政治局也好，中央全會也好，什麼材料也沒有發。審查三年，既然要結束，為什麼不把審查的事實加以公佈？實際上就是害怕。如果把那些材料公佈的話……〔編者注：此處錄音不清〕。

經過三年多的審查，究竟查出什麼問題呢？1990年6月21日，王任重把審查我的三十個問題的材料給我，並給我寫了封信說，有什麼不同意見，可以提出來，寫在材料上，退給他。材料的題目是《在1989年政治動亂中涉及到趙紫陽同志的有關問題》，其中列出的三十個問題是：
（1）4 月15日晚，胡啟立、芮杏文同志向紫陽同志彙報了胡耀邦同志逝世後出現的情況，可能在各地發生政治性的遊行和集會，有人可能借此鬧事，建議中央發個通知， 提醒各地注意。紫陽對可能發生的動亂不予重視，認為沒有這個必要。4月16日公安部認為事態可能嚴重發展，在公安系統內部發了個電報，向各地打招呼。

（2）在胡耀邦同志治喪期間，動亂現象日益明顯，中央和北京市許多同志認為事態已發生變化，多次向趙紫陽提出，中央應有明確的方針和對策，以制止事態的發展，但他始終回避對事情的性質進行認真討論。直到4月23日他出訪朝鮮前，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議他開一次會，他仍不接受。

（3）4月19日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87】雜 志社聯合召開了追悼胡耀邦同志的座談會，公然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說反自由化鬥爭不得人心，攻擊中央領導同志，要脅中央承認錯誤，首先集中地提 出了政治動亂的綱頜。4月24日，《世界經濟導報》對這次座談會作了詳細報導，並搶先印發，與北京動亂相呼應。4月26日，上海市委責令這期導報停止發 行，並決定對報社進行整頓，這是完全正確的。但趙紫陽訪朝回國後，對這一決定不僅不予支持，反而指責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動了。5月2日，他與費孝 通等民主黨派幾位負責人談起這件事時，他說，最好雙方體面下臺階，淡化處理，對上海打個招呼，適當讓一點。5月11日，他與江澤民等同志談及《世界經濟導 報》時又說，我不給你們壓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們自己處理。如果有人問我，我就說不知道。

（4）5 月3日，趙紫陽同志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大會發表講話前，楊尚昆、李鵬、姚依林、李錫銘等同志認為，當時已經發生和正在發展的這場"反黨反社會主義 "動亂，正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長期氾濫的惡果。因此一再提出在趙的講話中，應針對動亂製造者提出的政治綱領，加上明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但遭到趙的 拒絕。

（5）4月23日，趙訪朝前找鮑彤談話，要他注意學潮的動向。4月30日趙返回北京，鮑彤立即找趙彙報情況，說4·26社論寫得太生硬，沒有充分說理，激化了中間狀態學生的對立情緒。幾天後趙對鮑說，看來4·26社論確有缺點。

（6）5月1日，趙向他的秘書李勇【88】問起學潮的情況，當談到4·27學生遊行時，趙說，這說明學生對社論不滿，但中央已作出決定，要想改變社論比較難。

（7）5 月2日下午，趙紫陽與民主黨派負責人費孝通、雷潔瓊、孫起孟座談學潮問題。當時中央已明確提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方針，趙紫陽本應明確貫徹中央的方 針，但會上有人提出，不加分析地把學生運動出現的問題說成是動亂是不合適的，趙不但不做思想工作，反而說"你們今天談的意見對我們認識問題有幫助"，表示 同意他們的看法。座談會後，趙對閻明複同志說，《人民日報》4·26社論定性定錯了，看來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向小平彙報時，只是單方面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 法，現在這個彎子很難轉，關鍵在於如何說服小平同志，只要他說一句看來當時把問題看得重了些，這樣就可以在常委裏統一思想，就可以在黨內轉彎子。趙要閻把 他的這個想法告訴楊尚昆同志，希望尚昆同志最好和他一起去見鄧小平同志。當晚，閻明複同志見過揚尚昆同志後告訴趙說，尚昆同志表示小平同志對動亂看法是經 過反復考慮的，是不能改變的。

（8）5月3日上午，趙紫陽與揚尚昆同志談4·26社論問題。談後趙對他的秘書李勇說，看來改正社論有困難，要慢慢淡化，慢慢轉彎子。

（9）5 月4日上午，趙紫陽口授由鮑彤整理了趙在會見亞行年會代表的講話稿。趙在沒有徵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見的情況下，當天下午擅自發表了一篇同中央制止動亂方針完 全相違背的講話。當時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動亂，他卻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的信心"。中央明確指出，這場動亂的實質是否定共產黨的領 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他卻說，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已有種種事實說明極少數人在利用學潮搞動亂的情況 下，他還是說，有人企圖利用學生的行動，當然這是難免的。講話後，趙親自交代新華社記者，他的講話稿要全文照發。這就把他與中央的分歧暴露於世。講話發表 後，廣大幹部、黨員和群眾反映，中央出了兩個聲音，引起了思想混亂。一些高校又宣佈罷課，遊行示威的浪潮重新掀起，整個局勢更加惡化。

（10）5月5日上午，趙紫陽同志約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許嘉璐談話。趙說，對當前學潮，我在亞行年會上講話有意喊輕分量，現在不要去討論運動的性質，說實話，一小撮是誰，我們也不知道。

（11）5月5日下午，趙紫陽同志自行決定去參加民盟中央召開的北京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師盟員座談會。會上有人提出不同意4·26社論，贊成趙在亞行年會講話等意見。在會議結束時，趙說大家講得好，謝謝。對會上發表的意見表示肯定。

（12） 在動亂局勢更加惡化，有些報刊的宣傳報導出現明顯錯誤傾向的情況下，5月6日上午，趙紫陽找胡啟立、芮杏文談話，他說，目前新聞自由是一個焦點，前段時間 的新聞報導，可以總結一些經驗。前段時間控制得嚴一點，後一段時間放開了一點，對遊行作了報導，看來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他甚至說，面對國內 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這次學潮反映出一個問題，人民強烈要求改革，擔心改革全面停頓。5月9日，胡啟立把趙的講話整理成要點， 並經趙審定同意，向新聞單位傳達。5月12日，胡啟立、苦杏文同志在首都新聞單位負責人的對話會上作了傳達。當時，首都新聞單位已有一千多人簽名並上街遊 行，有的報紙發表了攻擊黨和政府的文章。傳達這次談話，使宣傳輿論更加失控。《人民日報》等許多新聞單位對遊行、靜坐、絕食等情況進行了大量報導，促使聲 援遊行的人越來越多，北京的社會秩序陷於一片混亂。
（13）4月21日和5月2日，趙紫陽同志先後兩次找杜潤生【89】同志談學潮問題。此後，杜潤生同志在科學會堂兩次召開有10多人參加的會議，談了趙的意見，討論了處理學潮的看法和建議。趙對大家的建議很贊成，並要把這次學潮作為解決若干社會關心的重要問題的契機。

（14）5 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聽取制止動亂小組的彙報，本應討論如何採取堅次措施制止動亂的問題。但趙紫陽卻著重談了許多所謂反腐敗的意見。5月10日政 治局召閉會議，趙在會上通報了5月8日常委會情況，提出關於反腐敗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六條具體措施。這些措施並未經過常委會討論同意。

（15）在兩次會上，幾次討論如何對待非法學生組織問題，趙紫陽同志說，有些地方學生會不能得到多數擁護，可以改選，不要怕改選中他上臺，我下臺。

（16）5 月9日和10日，在北京召開了一個當代社會主義研究問題的座談會，會上提出社會主義改革要過好市場關和民主關。對社會主義民主、自由和人權問題，都要提到 理論研究的重要位置上來。趙紫陽會見了參加座談會同志並講了話。他說，這次學生遊行鬧事，要吸取的主要教訓是必須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5月12日， 《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改革要過市場關民主關》作為醒目標題，報導了這次會議新聞。實際上為動亂提供了理論根據，助長了動亂的升級。

（17）5 月16日下午，趙紫陽同志會見戈巴契夫時，一開頭他就說，在重要政治問題上仍要鄧小平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小平同志通 報，向他請教。他還說，這是他第一次公開透露中國黨的這個次定。這個講話發表的第二天，遊行示威的標語口號就集中攻擊鄧小平同志。"打倒鄧小平"、"擁護 趙紫陽"等標語口號，充斥遊行隊伍和天安門廣場。

（18）5 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緊急會議，趙紫陽同志提出要向學生承認4·26社論是錯誤的，可以說社論稿曾發到朝鮮，經他批准，由他承擔責任。他反復強 調，4·26社論是有問題的，但須有一個說法，如果不走這一步，我們這個棋是走不下去的。這個局面轉不過來，沒有出路。

（19）5 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召開會議，趙紫陽同志仍然堅持錯誤意見，常委多數同志堅次反對，認為再退就會發生全國性的大動亂，後果不堪設想。鄧小平 同志堅決支持政治局常委多數同志意見，為了制止動亂，會議決定立即調一部分軍隊進駐北京，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趙卻認為戒嚴將帶來嚴重後果，表示無法 執行。

（20）5月17日下午常委會以後，趙紫陽同志不顧常委會次定，竟然立即提出辭職。他要鮑彤為他起草辭職信，經趙簽名後立即發出。當受到楊尚昆同志的批評後，趙於次日又收回了辭職信。

（21）5月17日的常委會議，是中央對制止動亂作出重大部署的重要會議。鄧小平同志特別強調，到會同志必須嚴肅、嚴格保密。但是趙紫陽同志會後向鮑彤和秘書張岳琦【90】說， 下午常委會作了決策，我今天在會上受到尖銳批評，我原來主張對4·26社論的提法松鬆口，好做工作，但被否定了，常委批評我說，五月四日的講話，把事情鬧 大了，我保留了意見。他還對鮑彤說，李鵬同志在會上批評鮑彤有洩密行為。鮑彤回到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後，立即召開部分人員會議，說有人說他有洩密行為，他 將被停止工作，受中央審查，表示向大家告別。他向少數人洩露了中央常委有分歧、趙的主張被否決的信息。

（22）5月18日，趙紫陽給鄧小平寫信，繼續要求改變4·26社論的定性。信中說，學生答應停止絕食的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4·26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的運動。我反復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作出這個讓步。

（23）5月19日淩晨，趙紫陽同志去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他告訴學生關於學潮的性質、責任問題，終究是可以得到解決的。他還說，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不象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這就透露了党的最高領導層存在分歧，他可能要下臺的消息。

（24）5月19日晚，黨中央和國務院召開首都黨政機關幹部大會，宣佈中央關於釆取果斷措施堅決制止動亂的決策。開會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一再動員趙紫陽同志參加這個大會，但趙拒絕出席，這就暴露了他同黨公開鬧分裂的主張。

（25）5 月19日，人大常委黨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寫報告請示，鑒於目前的嚴重局面，建議萬里同志中止國外訪問，立即回國。5月21日，胡啟立問趙紫陽同志，對人大 常委黨組的報告如何答復。當時趙已請假休息，他不同主持中央工作並分管外事工作的李鵬同志商量，就個人同意發電報，要萬里同志提前回國。

（26）5月21日上午，趙紫陽對閻明複同志說，學潮這樣拖下去，曠日持久，結果難以預料，只有召開人大常委會來緩解。

（27）5月21日，趙紫陽還對他的秘書李勇同志說，我想還是應該開一次政治局會議，並要鮑彤為他起草一個講話稿。

（28）〔編者注：錄音遺漏〕

（29）趙紫陽同志強調，對文藝作品要少管，少介入。

（30）一些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曾經受到趙紫陽的讚賞、重用和包庇，其中嚴家其【91】、陳一咨【92】等人，在這次動亂中成為策劃動亂和組織陰謀活動的重要人物。平息反革命暴亂以後，這些人就潛逃國外，瘋狂地繼續進行反對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中國的活動。一貫得到趙信任和重用的鮑彤，在宣佈戒嚴以後，與陳一咨等人一起攻擊李鵬等党和國家領導同志。
以上就是他們經過長期審查以後，認為我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所謂事實和證據。這三十條且不說其中有許多與事實有出入，即使全部是事實，我看也不能根據這三十條作出他們給我的結論。

註︰
【77】懷仁堂：清代原名為儀鑾殿，是慈禧太后訓政之地，是當時實際上的政治中心。袁世凱執政時將儀鑾殿更名為懷仁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常在這裏舉行會議。

【78】陳野羊（1915-1994）：四川冕寧人。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時任中顧委委員。

【79】李正亭（1918-）：陝西神木人。1987-1993年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

【80】"新權威主義"是上世紀80年代中國某些學者提出的一種政治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的經濟市場化只能在政府的權威和集權下才有可能加速發展。

【81】《河殤》是中央電視臺製作1988年6月16日首播的六集電視紀錄片；總撰稿人為蘇曉康和王魯湘，導演夏駿。《河殤》表達了紀錄片作者對西方文明，包括現代民主制度的嚮往。

【82】1989年6月30日，時任政治局委員、北京市長的陳希同，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上，代表國務院，作了《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這份報告是中共對"六四"事件唯一公開的最權威的官方檔，由各種毫無根據的謊言和諫言組成。

【83】 "六四"事件以後，蘇聯以及東歐發生的一系列事變對中共黨內鎮壓以後的當權派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心理衝擊，加深了他們"不開槍鎮壓就會一黨政權不保"的印 象。這些事件中最有代表性的包括：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的拆除；1989年12月蘇美峰會宣佈"冷戰結束"；1990年2月7日蘇共宣佈解除一黨 制。

【84】中共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1990年3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開。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繫的決定》。

【85】中國於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在北京承辦了第十一屆亞洲運動會。

【86】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

【87】《新觀察》是1950年創刊的中國知識界的綜合性期刊，1960年停刊。1980年復刊後由著名資深女新聞工作者戈揚（1916-2009）任主編，成為有影響力的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一份雜誌。1989年"六四"事件以後被停刊。

【88】李勇（1948-）：1985-1989年任趙紫陽秘書；後任天津開發區管委會黨組書記。

【89】杜潤生（1913-）：山西太谷人。有威望的農村改革家。中顧委委員。1983-1989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

【90】張嶽琦（1938-）：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趙紫陽秘書。

【91】嚴家其（1942-）：江蘇常州人。政治學學者。1979年在胡耀邦主持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提出"廢除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務終身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六四"事件以後被迫流亡，曾任總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國陣錢"首任主席。現居美國。

【92】 陳一咨（1940-）：陝西三原人。時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體改研究所所長，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1989年"六四"事件中，陳一咨在5月 19日組織發表了署名"三所一會"（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 反對暴力鎮壓，事後被迫流亡美國。